陳煒舜愛書寫不同類型的文章，我們想不到的題目、不好找的題材，對他來說，不是問題。這位學者拿起筆來，就像魔術師揮動魔術棒，從帽子裏拿出來的，不是兔子，不是鴿子，而是教人驚喜的故事、有說服力的文章。

「在同學心目中，我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導演話晒事的。拍這部紀錄片，我學曉與同學溝通，與她們做朋友。我是卑微的聆聽者。」

Hidy寫過：「人生或跑步，能夠有迎接暴雨的能力，學懂在雨中撐傘，期盼着下一個晴天。」

米哈在文章中提及的小物，有些已在我們不知不覺中消失眼前：「有一些物、事，或人，每一次遇上，每一次見面，都可以帶來輕巧治療的快樂……我們往往以為如此重複的樂得來容易，直至失去，我們才明白了一點什麼。」

Simon在《築覺VI：築遊香港》，讓我見識了香港建築師的本領，在細小狹窄空間，發揮無窮想像力，又能排除萬難，把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如期完成。

「香港是我的家，寫作是我的本行，但我的家好像也變成一個陌生的地方，找一個地方說想說的話也不是那麼容易了。」30年前，也斯（已故香港作家梁秉鈞的筆名）說出他的憂鬱由來。

毛Sir年幼時接觸中國戲劇的神髓，其後到美國留學，掌握西方舞台劇原理、技巧。他駕馭舞台，遊刃有餘，為觀眾帶來驚喜，贏得掌聲。

馮老師一生從事教育工作，肯定課外活動的重要性。而一生與象棋為伍的馮老師，他的性格、個人生活取向，通過他的棋藝之道，如實反映出來。

場景樸實無華，香港郊野、離島風光之美，盡入眼簾。演員對角色的演繹，貼近生活。電影道出生命中的輕鬆時刻，不見沉重，是可以接受的。

徐成居港9年，口碑好的餐廳都去過了，他說香港是「美食之都，名副其實」，又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他「很快便愛上了香港豐富多采的餐飲圖景」。

印度電影，較少談及宗教、歷史、建築。沈先生的《印度風貌》，就是為了給我們提供這方面的知識。把這樣的題材，拍成紀錄片，也不一定會有很高收視率。

John Grisham 2022年推出新作，不再是一部長篇小說，如Sooley、The Judge’s List，而是3個中篇。

奧尼爾表示，多個國學大師研究胡適的著作都有拿來看，但沒法超越他們，只能用簡單語言介紹胡適的思想、他一生的故事，讓一般讀者有機會認識這位20世紀初，非常開明的學者、公共知識分子。

羅啟銳做足資料搜集。他的童年，也正是《歲月神偷》的年代，有說電影有着羅啟銳少年時代的影子。2010年推出的《歲月神偷》，往後推算過去，半個世紀前，可是羅啟銳的童年好時光。

找來洪愛珠的《老派少女購物路線》，這一回，說的是台灣的飲食文化、人情世故了。

《孩子轉運站》不是閉門造車之作，它的人文精神，不是虛假的，人與人之間的情誼，可不是堆砌出來的。

林青霞曾在過百套電影中扮演不同角色，這等經歷，非比尋常。來到書寫現實人生，親身體驗，林青霞對生命的透視力，符合作家所必具備的能力，一般人沒法用文字表達出來的感覺，這，可難不倒林青霞。

把《花樣年華》與《玻璃之城》放在一起比較，其實有欠公允的。前者是劇集，片長16個小時。後者是部電影，片長兩個小時。交代兩代人的故事，前者可以慢慢道來，甚至說完可以再說，喋喋不休。

「佬文青」李偉民的《枉少年》，細說從前，盡都是昔日美好的時光。說是懷舊，不如説在他文青年代，出現在流金歲月的事件，真有其事。

1986年上映的《壯志凌雲》，讓湯告魯斯一炮而紅，成為票房的保證、最具賣座力的「新人」。兩年後湯告魯斯與德斯汀荷夫曼合演《手足情末了》，湯的演技更上層樓，不再靠笑容取勝了。

《歷史裏的斷章》作者張惠是「紅學家」，當然有說不完的話題。在《斷章》中，作者談得最多、最見趣意的，自是《紅樓夢》中人。

在任何的大滿貫比賽，球手想脫穎而出，談何容易。用「過五關斬六將」來形容球手晉級之路，不算誇張。來到決賽，拿度對魯迪，是反高潮之戰。魯迪憑着一身好本領，打到決賽。然而，面對拿度，他的凌厲攻勢不見了。

高球沒有完美這回事。連職業球手都會犯錯，何況是我們這等業餘高球愛好者？職業球手比賽期間偶爾犯錯，可能輸掉那場比賽；我們偶然打得好球，可能就贏了那場「牙骹戰」。

在香港，可以自由閱讀、自由書寫。西西說珍惜這種自由：「開放是很重要的，即使你不寫作……香港作家，因為文化語境獨特，視野、思維、表達方式都和其他華語的地方不同，對華文世界肯定是一種增益。」

《我們的藍調時光》的調子偶爾有點沉重，小鎮男女所經歷的人生，雖然未能盡如人意，他們只要肯走下去，卻不是前無去路的。

上世紀、五四以來的中國藝術家、作家都已成為傳奇人物，有關他們的人生軌跡引起我們的好奇。100年前，他們來到法國是怎樣過日子的呢？

網球界認為，現今可以稱得上GOAT，只有3人：拿度、費特拿、祖高域。要是阿爾卡拉斯有機會，與3位高手在不同球場上比試，該很可觀。

拍成電視劇，我們看的時候，雖然並不熟悉英國政壇政客嘴臉，但國會議員、執政黨部長級人物，他們的風流事件，一個接一個的，先後湧現，教人目不暇給。

林琵琶小說中的主角，不管是男是女，還是神仙人物，來到「追夢」，他們都顯得勇氣可嘉。為了追求自己所想過的「人生」，可以不顧一切，率性而為。處理題材手法，如烹調不同地域小菜，各有特色。

《重探張愛玲》作者何杏楓教授指出，張愛玲提到人在「被拋棄」時，找回「古老的記憶」。還是從前的日子好。「代代相傳的生活經驗，便成了『記憶』。」

拔萃男書院每年都會舉辦「回家音樂會」（Homecoming Concert），一眾師生、校友、前老師共聚一堂，享受音樂的歡樂。他們對於回家的感覺是怎樣的呢？

那些年港台推動閱讀風氣，多次舉辦徵文比賽，外界反應不錯。我們有機會與來自中、港、台作家同枱吃飯，想知道他/她們不寫作的時候，日子是怎樣過的。

《華燈初上》中亮相的一眾陪酒女子，在日式酒店「光」販賣「曖昧」感覺。雖然每天見面，總愛吵吵鬧鬧，但她們皆不算心腸壞透之人，她們上班，做到敬業樂業，是有着做人的基本信念：「做好本分，不能騙人」。

Drive My Car，由別人來為自己開車，這樣平凡不過故事，有什麼賣點呢？充滿哲理的對話，怎樣在銀幕上展現出來呢？

蔡德允獲譽為「中國最後一代文人」。沈鑒治解釋，母親是「中國最後一代文人少數的倖存者」，「儘管時代變遷、仍然可以保留優良的價值觀」。

醫生為市民打疫苗，延長了診症時間：「姑娘辛苦了，但她們都沒有說什麼。而我，舉手之勞，談不上辛苦。」相對在政府醫院工作的朋友，他的OT（超時工作），更不算什麼。

我們能斷得了物品，但卻斷不了愛和情感。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東西，記載着只有你才懂得的感情。

「在港大，我修讀計量金融。我是基於對數學和經濟的熱愛而選擇這學科。」
Ian說他喜歡課外活動：「我可是個『舞林高手』。我愛Modern Dance（現代舞），到日本參加國際比賽，還拿了個冠軍呢。」

劉祖農（J.L.）在大學修讀物理及數學，畢業後教數理科，課餘卻喜歡寫作，寫格律詩詞。這不光是「返老還童」，而是寫詩，得要保持「真的我」才成。

與James談話結束，我們站在世貿中心前拍照留念，背景是停泊在路上的消防救火車，街角還有警車、救護車。城市一切如常運作。 James說：「下午我們還要開會，看來只能進行電話會議了。」

說Michelle是「學霸」，不是因為她「高考」成績優異（她說中文作文考了個滿分），而是她視閱讀為人生樂事（唸小學時，她已把中國四大名著看了一遍）。

黃啟樂指出，中學時主修美術，不是體育。誰說喜歡藝術的學生，不可以成為長跑好手？小說家村上春樹也可以參加國際馬拉松（雖然不會有機會獲獎）。

Cecilia說出跳高與其他運動不同之處：「我們跳高運動員，多是由成功開始，失敗收場。當你試跳，跳過某一高度，會加高到一個位，跳不過，三跳失敗。這失敗，好得很，那就多練習，下一次，或許可以跳得過呢。」

賴錫璋現在為推動”Cool Think”而走進教育圈，在小學推動運算思維教育，推動學生超越單純科技消費，在解決問題、創作與創新範疇上掌握科技應用。」

方圓明（William）對很多人看任哲的武士，以為藝術家是探索征服的力量：「其實恰恰相反，他的武士探索，是內心的強大，是一種自我超越的情懷。」

郵商作家陳漢樑：「我們每個人都很卑微，卻有能力改變世界，包括你和我。」「盡其所能，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謀事在人，不問收穫。」

《梅艷芳》主調溫柔，即使場面有着滄涼、悲愴一面，拍來還是有節制的。看着Anita嫁給舞台，覺得心痛，是捨不得「香港女兒」就此告別人世間。

鏞記行政總裁甘蕎因認為，現在講求噱頭的年代，餐飲賣相要靚。但先決條件是要有好的品質。「拿到食客面前的食品，要見得人，要好食，要有真味。」

「我們做演員的，演過若干場後，一起『成長』，演到某一場，我們會有默契。說：今晚一齊『玩』。可以演得更放了。」申偉強（Chris）娓娓道來出演《往大馬士革之路》的心路歷程。

蔡兆浚指出，古今地名的演化反映香港社會的發展和變遷。重拾掌故，是認識香港，認識自己的一個途徑。

蘇玉華（Louisa）指出「每次演出，對我來說，都是第一次，都有新鮮感，不會對角色生厭的。」

石依琳（Lam）認為「人生，不是想過而是走過的路，不關乎是否崎嶇。」

新官上任三把火，林群聲（Paul）當上香港都會大學校長，他有三大目標，那是他的教育理念：「提供優質教育、畢業生可以搵到好工，還可創業，並成為良好公民。」

李志清（Ching）向我們展示的，不止是他的記憶力，而是他的藝術觸覺，筆下見人間情意，才能打動人，《記得當時年紀少》滿載的，正是藝術家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