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編輯部

教育新聞政治化、高中學制及教職不足問題，是教育界見前面對的三大問題，兩名講者對此表達了他們的看法。

何漢權：教育界的好聲音，我覺得香港應該愈來愈多才對，而不是愈來愈收窄。看我們學界的保守、怕事，沒有把好聲音表達出來，應要自我檢討。

「香港的教育社群有10多萬人，竟然沒有一份可以幫助老師和教育工作者的雜誌，我感到非常可惜。」文灼非說。

江宜樺教授曾位至權力頂峰，今日再回到大學，從學者的角度，他如何看待台灣與周邊國家的地緣政治關係？本文將節錄與江教授的對談。

七年的政治生涯，江宜樺登上了很多學者一生都未必有機會踏足的舞台，突破紙上談兵的時事評論，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沉思道：「對於馬總統，我一直很感謝他，給我在這幾年中歷練了好幾個職務。這對一個學者來說，雖不是千載難逢，但也是要珍惜的，是一個對政治現實的體會。」

對這位跨國CFO來說，刻骨銘心的，一定不是數字。見識過她，你會明白會計這門專業，可以為遠方做的，多麼、多麼超乎想像。

對這位跨國CFO來說，刻骨銘心的，一定不是數字。見識過她，你會明白會計這門專業，可以為遠方做的，多麼、多麼超乎想像。

「佔中之所以發生，是出於回歸十多年來管治有缺失，社會、經濟、民生發展都停滯不前，不是純粹因為普選……我認為，政府要打破目前管治的困局，既要解決土地問題，培養更多尖端人才，也要改變運作模式。」

很多製造業東主在內地賺夠錢後，便返港買房屋、股票，生活不錯，但對香港的產業發展貢獻便減少了。香港的經濟角色改變，很多手握資金的商界人士，表示除了買房屋、投資股票外就不知有什麼作為。

語言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任何人都不能須臾離開它。運用語言，尤其是寫文章，上乘的標準是做到準確、清通、鮮明、生動，一般人起碼要做到清楚明白，不寫錯別字，而作家偏重鮮明、生動，語言學者強調準確、暢達。有些作者，其作品形象鮮明，語言生動，但偶有錯別字，用詞不當，不合語法，稱不上完美。

有關香港的出路，筆者猶記得，上星期某份報章的頭版專題，將香港與鄰近地區比較，論斷香港在人才、文化產業、國際影響力等，均已被鄰近地區趕過，必須盡快尋求變革。然而，鍾普洋（Po） 對於「變」這回事的思考，更值得香港人好好思索。

Penana 選擇的方向，是香港嶄新的領域，沒有前人探路。年輕的他們懷着滿腔熱誠，踏上這條一向不被人看好的文字之路。他們於言談之間流露的自信，叫人期待這家初創公司將來的模樣。

商界傳奇人物、DHL國際亞太區創辨人鍾普洋日前接受本社獨家專訪，暢談香港發展前景。有人認為，香港將會漸漸被邊緣化為中國的二、三線城市。「那只是一些短視的人，看不見、看不到、看不起香港的價值所在。」鍾普洋強調，當前香港最重要的，是要尋回一個清晰的發展願景。

這次政改以及佔中，特區政府是失去了整代年輕人，大約八成的年輕人，都出現信任及信心的問題。所以投資在年輕人的多方面發展相當重要——尤其是香港的教育……

唯有寄望香港採用新加坡式的房屋政策，改變建屋後的分配，保證每名香港永久居民都可租賃或購買250—350平方呎的公屋單位，讓一般巿民負擔得起房屋。政府亦可給予資助，私有化現有公屋單位，這樣才能紓緩深層次的社會不均，消弭背後的不公。處理好基礎層面，就可望解決政治問題。

香港需要loyalty opposition，意即與政府意見相反，但在建制下有合作空間的反對派。從這方面來看，泛民有可能兵分兩路：一派繼續對中央有意見、政治主導，另一派以改善民生經濟為焦點。我認為，只要雙方態度務實，行政、立法之間還是有空間處理一些議題的。

曾蔭權推出「六大產業」時，社會上未見市民熱烈討論；到了梁振英宣布結束「教育、醫療」兩大產業時，大眾又似乎毫無異議。若是制訂政策時，以由下而上方式實行，則各項政策必有既定民意支撑，即使政府換了班子，亦不敢貿然煞停上任決策，如此一來，政策可持續性自有保證。

董建華任內推行了多項政策，關於產業政策的想法亦非常豐富，比如說1997年，他甫上任便提出香港要成為產品發明中心。可惜的是，十多年過去了，香港似乎仍離產品發明中心很遠。

我與很多年輕人討論，不只是要考慮2017年的問題，對他們來說2047年是個更現實的問題，要考慮香港的未來，令一國兩制有較健康的發展，對2047年有好的前景。在這方面出發，我們是不能迴避政改問題。

綠腳丫這個教育團體，今年年中出版了《香港遊》繪本集，網上預售已錄得超過5,000本的佳績，活動也辦得愈來愈大，可謂「平地一聲雷」，吸引了各大傳媒的注意。然而，綠腳丫的宗旨及願景，卻帶點神秘。今年書展，綠腳丫主辦人柯佳列（Kenny）以「親子閱讀的社會力量」發表演講，詳述了他的野心：綠腳丫，不只是教育，而是改變社會的基本步。

美國真的是讓每個學生的潛質盡量發揮。香港要這樣做則很麻煩，因為有一個統一課程，除非把一些特別優秀的學校劃分出來，特別安排。就像從前中國大陸也有少年班，特別培養尖子，香港反而沒有這類機制。美國則不需要少年班，因為全部美國學校本來就是自由選課。

2015年7月27日，正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主修數學的香港學生盧安迪，在香港大學訪問當代數學大師蕭蔭堂教授。蕭教授為哈佛大學數學教授，早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兩人雖生於不同年代，但同樣醉心數學，是次訪談是兩代數學研究者的對話。

人具備一種道德本性，這不是假定（assumption），而是事實。這個事實，由我們當下每一個人每一天的道德實踐來證實和呈現。我們活着的世界，由我們組成。我們在道德上較真，在政治上執着，我們的世界就有變得更加公正更加美好的可能。我們沒理由悲觀。我們非如此不可。

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思想界一個頗為根深柢固的論爭範式，就是所謂的左派與右派之爭。這裏的右，常被視為是自由主義的同義詞；至於左，則是和自由主義針鋒相對的一種立場。這樣的標籤，雖然能帶來討論上的一些便利，同時卻是問題重重，尤其是嚴重曲解了自由主義的道德基礎。

有論者認為，政治不應談道德，因為政治活動本質上只有權力和利益，希望用道德來約束政治，是範疇錯置，是天真和不成熟。如果現實主義和犬儒主義泛濫，即意味着愈來愈多公民根本不相信道德批判的可能和可取，因而也就不會基於這些批判而進行任何社會行動，甚至還會嘲弄其他公民的實踐。

有理想不是坐在那裏不動，養分是哪裏來呢？除了看影像，不要放棄看小說，看文字的東西，這是非常重要的。決定做一件事情並不是小事，要決定是不是一輩子要做；真的要做，就要下定決心。

中大港大猶如一家，共合辦三次研討會，特別嗚謝各代表嘉賓真知灼見，深入分享經驗，令評論會獲益良多。望經過研討會後，對兩校舍堂發展有所幫助，希望未來在其他的領域有更多的合作。

書院在中大的歷史中，早於大學存在，可以說是歷史上的偶然，亦代表了優秀傳統。同時書院亦是大學的一個教育平台，提供博雅教育及全人教育。書院不同舍堂，除了提供住宿外，更是學術單位，具有明確的教育目標，而老師在書院的貢獻會被列作評估的一部分，足見學校對書院教育的重視。

當我們在生活中充分實踐這項權利時，我們就不再是政治上的異鄉人，而是國家的主人，並以平等的身份去推動社會的道德進步。就此而言，要求正義的權利，是自由主義政治道德觀的起點。但個體為甚麼擁有這項權利，因而使得政治必須要講道德？如果要講的話，那個道德的觀點的實質內容又是甚麼？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與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於早前假香港大學許磐卿講堂 ，舉辦以「港大舍堂/學院教育與中大書院精神——回顧與展望」為主題之研討會。現將各講者分享內容整理後刊登，以饗讀者。本文為系列第一篇，主要包括香港大學學生事務長周偉立博士的專題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