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首先在電視新聞上看到的法國示威怒火，繼而燃燒至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阿爾巴尼亞等國，有人很快下判斷，這與歐洲移民特別是穆斯林移民問題有關，特朗普更以此合理化他的反移民政策。但這股怒火，其後也在亞洲的印度、菲律賓、印尼，拉美的巴西、阿根廷，非洲的肯亞、摩洛哥，以至北美的加拿大等地方爆發，絕非歐洲獨有。
全球反體制浪潮
後來又有分析認為這是一場由跨國青年世代（Z世代）引領的全球反體制浪潮。歐洲的暴動，實際上是延續並呼應在多數國家（majority world）即開發中國家早已燃燒數月的怒火。
雖然每個國家爆出這股怒火的激發點不一樣，從教育到房屋和土地等公共資源，再到失業通脹等生活難題，以及貧富不公和階級固化，都直指這是一場深層次的結構性總爆發，其底層邏輯正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治理模式長達數十年積弊的歷史總結，更是資本主義走向晚期時，體制無法自我修正所展現的系統性瘋狂。
換言之，今場歷史性震盪並非憑空出現，也不能簡單地歸咎移民或中東戰火所造成的高通脹。從更宏觀的歷史脈絡來看，它與15年前（2011年）的歐債危機以及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具有一種未竟之業的歷史延續，這乃是當年體制未曾根治的病灶，在今日全球多重危機催化下全面惡化與內爆。
財政緊縮變成毒藥
要理解這場示威的本質，必須先剖析新自由主義在歐洲長達半世紀的實踐遺產。自20世紀末以來，以「小政府、去管制、市場化、財政緊縮」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被歐洲技術官僚奉為最高指導原則。然而，這套曾被奉為經濟靈丹妙藥的教條，在當下已演變成反噬社會基本生存權的毒藥。
在目前新一波示威中，青年學生與基層勞工的怒火首先指向了瀕臨崩潰的公共服務系統。在削減開支以控制債務的政策下，教育、醫療、大眾運輸等攸關民生的公共領域遭到長期邊緣化。當各國政府面臨近年地緣衝突與高通脹等多重危機的連續衝擊時，這套毫無彈性的系統隨即集體癱瘓。
這與2011年歐債危機的底層邏輯如出一轍。當年，歐盟、財政部與IMF組成的三架馬車強加給南歐各國嚴厲的緊縮政策，引發了席捲緊縮國家的反抗運動。2011年後，歐洲體制並未反思結構缺陷，而是靠中央銀行的量化寬鬆（QE）掩蓋社會撕裂。當2025至2026年通脹海嘯再次迫使法國等政府重蹈覆轍，祭出數百億歐元的緊縮計劃時，民眾發現這15年來，自己的生活從未真正好轉。
這種「用緊縮來治癒緊縮失敗」的惡性循環，實質上是將市場失靈的成本強行轉嫁給最脆弱的基層大眾，直接剝奪了社會的基本生活保障，進而點燃了更具破壞性的怒火。
住房權抗爭
今次示威怒潮的第二個核心戰場，在於南歐國家表現得最為怒火燎原的住房權抗爭。這正是晚期資本主義最病態的特徵──萬物皆可商品化的具體現形。住房不再是人類遮風避雨的基本人權，而是演變成全球跨國金融資本炒作套利的金融衍生商品。過去10年來，歐洲主要城市的房價與租金呈指數型暴漲，遠遠脫離了實體經濟與基層薪資的增幅。
在當前歷史性的高通脹環境下，食品與能源等剛性生活成本本已讓民眾不堪重負，而失控的房租則挑戰着社會所能承受的底線。回望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其表象雖是反抗政治獨裁，但點燃底層怒火的導火線，同樣是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麵包物價飆漲、高失業率與生存空間的極限擠壓。
到了2026年，這股因基本生活物資被資本壟斷而引發的絕望感，已全面回流並在歐洲內部爆發。當年輕世代發現自己即使全職工作也付不起房租、努力不再帶來流動機會時，晚期資本主義用來包裝的「消費主義幸福神話」徹底幻滅。街頭上的抗議者不再只是要求微薄補貼，而是開始對整個「以資本增值為核心，剝奪人類生存空間」的市場機制發出根本性批判。
分配制度的極度扭曲
從更宏觀的歷史視角來看，這場歐洲示威展現了晚期資本主義高度依賴金融投機、導致財富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的病徵。在疫情與地緣衝突交織的年代，歐洲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出現歷史性倒退，但跨國能源巨頭與壟斷企業的利潤卻創歷史新高。這種「貪婪通脹」現象，赤裸裸地暴露了分配制度的極度扭曲。
面對如此浩大的民怨，歐洲傳統政治體制的反應卻顯得無能而僵化。長期信奉技術官僚治理的中間派政黨，深信「除了資本與市場邏輯，別無他途」，繼而失去了重塑公平秩序的主體性。
這種體制內的集體失能，在2011年的抗爭中仍帶有一絲改良體制的期盼。然而，2026年的青年世代，完全是在新自由主義廢墟與前人幻滅經驗中長大的一代，他們看透了體制內遊戲規則的失效，因而將怒火訴諸更具虛無感與破壞性的非組織性街頭政治。當主流建制派無法提供改變的希望時，這些民怨便極易被善於操弄民粹的極右翼或極左翼激進力量所吸納，導致政治契約面臨前所未有的兩極化危機。
原刊於經濟通，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原文按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