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它的第一次五年規劃。一直以來，港府缺乏這類較長遠、較綜合、從整體戰略方面進行的思考和規劃。畢竟這是第一次，不免有些「邊做邊學」和恐怕掛一漏萬的情況。
與過去進行的《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以及每個政策局各自制定的政策不同，五年規劃是整體的（從香港以至中國與全球各方面考慮）、跨周期的（五年而不是比較常設的年度報告）和跨領域的。
因此，這次五年規劃需要特區政府採取相對以往不同的方法，在流程、組織、能力，以及最主要的思維方式上作出調整。
不同的格局
首先，五年規劃要考慮的大局（context）便與過去很不一樣。香港一直以來都以「經濟城市」自居，所做的規劃是以經濟、民生等議題為主。儘管近年開始會考慮如何與內地配合，特別是在跨境問題上，總的而言，依然是以香港事務作為重點。
五年規劃則不一樣。當香港的重要使命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從這一點開始，香港在判定政策所需的視野和眼光，便與過去有本質上的不同，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跨越。
什麼是「國家發展大局」？我曾經詢問過不少香港人（應該說都是香港的有識之士），我發現他們的回答都是不一樣的。我不知道今天特區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是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清晰、並得到大家（香港與內地的重要持份者）認同的答案？
國家發展大局是什麼？
「國家發展大局」代表着中國正在朝什麼方向發展，特別是中國領導人認為，在若干年後，中國將會成為怎樣的一個國家？
在一些硬指標方面，中國政府頒布了未來中國發展的一些指標。「十五五」期間，中國經濟將保持在合理增長區間，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7%以上，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5%左右。再往後，到2035年，中國的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GDP較2020年翻一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到2050年，中國的目標則是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當然，這些指標是重要的，同樣、或可能更重要的，是這些指標背後所代表的更深層意義。
習近平主席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先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四大全球倡議（發展、安全、文明、治理）。最近，在上海舉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習主席進一步提出「攜手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並從開放共贏、安全可控、文明互鑑和全球治理四個方面闡述中國的主張。習主席同時指出，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致力於成為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
這一系列建設和主張代表着中國正在為世界介紹一套新的價值體系。這套體系有些地方與原來在世界流行的、以西方為主流的價值體系是一致的，但也有許多地方是不一樣的。這源自於中國的豐富文化與文明，但同時亦是在近代中國在世界中角色不斷轉變、面對各種現實問題的過程中逐漸磨練出來的。
這套價值體系正在支配着中國政府的行為，以及它對世界許多其他地方的影響。它亦為中國的創業家，特別是較年輕的創業家，在進行創新、思索商業模式和在全球市場如何競爭或合作提供了「中國格局的底座」。今天，中國不少AI模型以開源、開放權重、收費較低、普惠的方式出現，應不是偶然，而是新時代中國的價值體系表現出來的一面。
全球觀與承擔更高階價值
一直以來，香港特區以「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自居。當然，這不是不對，亦是一直以來香港扮演着的角色。但我認為，這樣的定位是不足以真正意義上「融入國家大局」和符合下一階段香港發展需要的。因為，除了在具體措施方面的融入之外，還有（可能更為重要）價值觀的對接。最簡單的說，是香港應如何了解中國式現代化，以及如何與習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對齊，並承擔更高階價值。
一直以來，香港特區是不需要負責軍事和外交的，亦不用向中央政府繳交税項。所以，香港的決策者往往在非經濟問題上較少接觸和思考，也比較少進行規劃，特別是較長遠的規劃。現在開始進行的五年規劃在這些方面對特區政府來說，將會是新的開始和嘗試。
無論香港人喜不喜歡，在今天的世界中，重要的整體規劃必須將地緣政治作為重要的考慮因素。而在萬變多端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特別當我們進入了一個多極世界的時候，它將會更加複雜和不確定。中國在全球的角色亦會不斷改變，並且大概日加重要，需要考慮的問題亦會更多。這些考慮對於香港五年規劃的工作亦會創造不少挑戰。
在地緣政治博弈中，金融、經濟這些一直以來香港的強項當然非常重要，但這只是所有考慮的一部分。科技、安全、治理、環境等亦同樣是重要的考慮。而且，不少議題是需要較長期規劃和部署的。對習慣以金融、經濟議題為重點，並以短期目標為主的香港決策者，在五年規劃中，他們亦需要在思維方式上作者調整。
戰略思維提升的機會
我在2026年4月9日於灼見名家所發表的〈戰略思維對香港的重要性〉（按此）中曾經提出，戰略規劃過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實是戰略思維的建設，特別是跨領域的綜合思考能力。今天，香港的官員習慣和擅長以各自領域為單位進行工作，較少進行綜合性和從上而下的戰略思考。五年規劃將會是培養香港官員建立這種思維能力的好機會。我不期望香港官員在這方面的能力可以因一次規劃便突飛猛進。每件事必須有它的起步點，今天開始了，將來可以持續改進。
港府可不可以向內地政府學習如何進行多方面、多部門協作的整體戰略規劃，以及以後在執行上進行監督？我認為是可以的。內地在推動一些重要產業和重大項目時，往往由較高層次進行統籌，並成立「專班」具體推進，通過項目清單、現場調度和問題分級處理，將科技、財政、土地、人才等不同部門協調起來。遇到跨部門甚至跨地區的問題，亦會通過相應的協調機制解決。規劃之後還有持續的監督和反饋，並隨着實際情況不斷滾動調整。香港當然不需要照搬內地的模式，但這種從規劃、協調、執行到反饋調整的整體思維，是值得香港學習的。
對香港來說，五年規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它代表了香港人，特別是香港官員，必須從更宏觀的角度、以全球視野、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看問題。香港官員將會逐漸熟悉如何建立大局觀，從上而下，而又從下而上，周而復始地思考和琢磨問題。當香港人，特別是香港官員，在戰略思維上有所躍遷，人的素質有所進步，香港的綜合競爭力亦將會大大提升。
香港不會「玩完」，會變成一個「新的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