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很少地方能像當今的俄羅斯一樣，讓人同時身處夢境和現實，甚至連最嚴酷的現實都有着神奇的悠遠的嘆息和迷離。一面是金碧輝煌宮殿和皇村的繁華舊夢，一面卻是鄉村東正教堂的寒冷、苦難和虔誠。莫斯科處處帶着共產主義老大的往日氣派和力不從心，最高檔的跑車和70年代的破拉達轎車交相輝映，美國貨隨處可見之下，冷戰的氣質仍然時隱時現。而其中最具夢幻的場面之一，毋疑是走在戒備森嚴的莫斯科紅場墓地裏，在一群前蘇聯的領導人的身旁，看到了放蕩不羈又才華橫溢的美國人約翰·里德的墓。
紅場墓地的異鄉人
如果按現在的標準，約翰·里德大概算是蘇聯人民「親密的老朋友」和「國際友人」了。作為唯一親身見證了俄國十月革命，並寫下《震撼世界的十天》的外國記者，不管他後來滯留在俄國所受的待遇是否如他所願，他的埋葬地都是列寧能給外國人的最大禮遇。在模糊的葬禮照片上，一位黑衣女子姿容悲慟地伏在棺木邊，她就是約翰的妻子、情人、冤家、戰友和同志路易絲·布賴特。
看過照片後，和他們一起混跡上世紀初紐約格林威治村的着名沙龍女主人梅布爾·道奇忿忿地說：「她一定為這次擺拍準備了好久，站在那裏本應該是我。」作為里德曾經的相好，道奇的吃醋難免，況且以路易絲一貫的行為主義作風來看，擺拍也不是不可能。但這位富有的女繼承人顯然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路易絲是衝過重重危險和關卡，長途跋涉，費盡幾個月的千辛萬苦，才從美國幾乎偷渡到當時被封鎖的俄國與約翰見上最後一面的。這種事，道奇無論如何也做不出來，唯有發生在路易斯身上才有可能。
這千里尋夫的橋段後來被80年代的荷里活電影Reds拍得很壯美，路易絲是由紅極一時、還沒有開始演滑稽喜劇的戴安·基頓扮演，在這部主要講約翰·里德的電影裏，她完全被男主角兼導演兼男朋友的沃倫·比蒂掩蓋了光輝，存在感不強。更重要的是，她的氣質中規中矩，沒有該有的風流不羈。
波特蘭出走的少女
後來由於工作的緣故，我出差到了俄勒岡的波特蘭市，這個充滿嬉皮士風格的文藝小城，不僅是耐克的老家，也是約翰·里德夫婦的故鄉。走在波特蘭充滿異域風情的大街上，我不得不又想起了路易絲，100多年前，她從這裏走出去，到俄羅斯那麼遠。如果她還魂轉世，看到現今滿大街奇裝異服，動輒背包旅行，抽大麻玩藝術，搞同性戀的波希米亞人，大概會吐一口煙圈睥睨地說，這都是姐玩剩下的。
1905年的波特蘭只是一個工業城市，還沒有成為後來平權運動者和藝術家的聖地，路易斯就已經穿着自己裁剪的古怪誇張的衣服在俄勒岡大學的校園「招搖過市」。那時候能上大學的女學生少得可憐，她第一個塗口紅，帶頭談戀愛，編雜誌，提倡女子投票，特立獨行，一時無二，新潮得彷彿從100年穿越而來。她自幼父母離異，母親新組的家庭裏子女眾多，無暇顧及她。父親是個激進的政治記者，神龍見首不見尾，儘管路易絲始終不用他的姓，這位不靠譜的生父基因裏那反叛和激烈的愛爾蘭因子，仍在她一生中所有重大的選擇裏如影隨形。
畢業以後，在婚姻是女性唯一出路的時代，她嫁給了波特蘭一個體面家庭的英俊青年。作為一個出身普通的美麗女孩，這毋疑是攀了門好親，本應該為她的一生畫上了完美句點，從此相夫教子，再無波瀾。然而，她的人生卻是在約翰·里德出現時，剛剛開始。
相遇與背叛
初遇時，在波特蘭誰不認識誰的上流交際圈中，她是抑鬱無聊的小城少婦，他是回家探親的青年才俊。她覺得波特蘭的居家生活正在埋葬她的青春和熱情，限制了她的才能。他則已經在波士頓紐約見過世面，嫌棄家鄉閉塞保守。在那討論八卦的沉悶的上流社會餐會上，兩人都視對方如與眾不同的辰星，閃耀着理想主義的光芒，是唯一懂得自己的人。
毋疑，這是兩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相遇。儘管約翰在哈佛的時候就以風流韻事着稱，但是這次相遇才讓他覺得找到真愛；而路易絲則下了決心，將舒適安逸的生活拋在腦後，搬到約翰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狹小寒酸的斗室裏。
紐約的格林威治村，是我在紐約工作時最喜歡的地方，一水的地下劇院和咖啡館，延續着上世紀初的風情。彼時大批文人騷客、政治活躍分子聚集此地，大家貧窮卻很快樂，覺得世界時刻由他們指引方向。路易絲找對了氣場，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既可以在思想精神上給予她裨益，同時還可以給她自由奔放的心靈以寄養。她不僅給報紙撰文，還參與戲劇創作和表演，並積極加入女權主義先鋒領導的運動，還因此坐了三天牢。
與此同時，她和約翰結束了時髦的同居關係，終於結了婚，這卻不能保證兩人過上風平浪靜的生活。約翰風流倜儻、熱情洋溢，這熱情沒有只為路易絲一人停留，他終生周圍女性不斷，儘管兩人說好「戀愛自由」，路易絲仍舊大為惱火；路易絲也不甘示弱，和當時初出茅廬，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劇作家尤金·奧尼爾發生了短暫戀情。但只消約翰一首短詩，她就立刻回到他身邊，導致奧尼爾一度傷心欲絕，後來選擇了一個和路易絲幾乎長得一模一樣的人做妻子，這是後話了。
她真正的競爭對手其實是約翰的政治理想。他夜以繼日地寫稿辦報，為工人福利四處奔走，為黨派建立嘔心瀝血，時常被逮捕，在政治高壓之下朝不保夕。相比之下，路易絲像個無足輕重的小女人，她不是革命者或政治家，在那時候甚囂塵上的各種主義當中也沒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和同伴的高談闊論她有時候完全插不上話，他複雜的各種鬥爭中她更是幫不上什麼忙。
出走重新開始
於是路易絲再度決定離開。這次她去了巴黎，給一個報紙當歐洲通訊員，決心開始新的生活，直到有一天，約翰發來邀請，正如多年前他邀請她去紐約一樣讓人無法拒絕：「準備好冬衣，和我一起去俄國。」
彼時的俄國紅海一片，革命一觸即發，馬上就要改天換地。兩人儘管佳偶變成怨偶，但其心裏卻都清楚，在這茫茫人海中，唯有彼此有着一樣桀驁不馴的靈魂，一樣把世俗當草芥，把人生當一場華麗的冒險。
這對冒險家的俄國之行「幸運」地趕上了十月革命，革命與愛情就這樣完美結合，促成了約翰·里德一生中最重要的着作《震撼世界的十天》和路易絲·布賴特的《在俄國的六個月》。他們同情革命，他觀察分析局勢鞭辟入裏，她描述俄國重量級人物列寧、托洛斯基等如聊家常。這段珠聯璧合是他們人生和愛情的華彩樂章。
回美國之後，深受鼓舞的約翰再度隻身去了俄國，不過這次不再那麼順利，芬蘭政府應美國政府要求，在過境的時候逮捕了他。經過交涉和談判，三個月後他最終到達俄國。莫斯科的嚴寒卻沒有放過他，當他看到了蘇聯的真實的種種現狀，而非想像，他最終感到幻滅。長期操勞、本就體質孱弱的約翰一病不起，於是出現本文開頭那一段，路易絲冒生命危險來到俄國陪他走完了人生最後一個月，他在她的懷裏咽下了最後一口氣。葬禮上，路易絲悲痛得難以支持，幾度昏厥。
第二段婚姻與墜落
約翰·里德的故事結束了，路易絲的故事卻還沒完。幾年後，頂着着名赤色分子遺孀的名聲，她竟匪夷所思地嫁給了一個富有的政治人物，後來成為美國駐蘇聯第一任大使和知名反共人士的威廉·布利特。
婚後夫婦遊歷歐洲，是名流座上賓，一度風光無限，但路易絲再次證明自己不是闊太太的料，各種宴會很快讓她感到厭倦和憎惡，於是她逃避應酬，酗酒，嗑藥，開始懷念那些不入流卻真實可愛的藝術家朋友和我行我素的日子。這次她的對面可是位貨真價實的政治家，他用鐵腕解決了他們的關係，不僅把她趕出家門，還告她有傷風化，和一個女雕塑家搞同性戀。儘管真實性無從考證，但他如願以償，剝奪了她對唯一女兒的探視權，直到生命結束，她一直想方設法再見女兒一面，終究未果。
失去一切的路易絲滯留巴黎，生活無着，孤苦伶仃，身體每況愈下，開始神志不清。關於她最後的這段淒慘日子，早年相識、當時正旅居巴黎的着名小說家毛姆把它寫進其名作《刀鋒》中，據說那個戲份不多但讓人過目不忘的小配角蘇菲·麥當勞的原型就是她。在小說裏，一貫以辛辣諷刺着稱的毛姆以少有的同情語調描述了一個敏感脆弱又聰慧善良的美國姑娘，失去深愛的丈夫和孩子之後對生命絕望，在巴黎過着放縱潦倒的日子，最後死在馬賽冰冷的河水中。
路易絲真實的下場似乎也沒好多少，1936年新年剛過，她被人們發現倒在巴黎郊區一個每天兩塊錢的廉價旅館的樓梯上。她去世的幾天後，她遠方的朋友收到了一張明信片，字跡潦草：
I suppose in the end life gets all of us...but never minding much. If you get there before I do─or later──tell Jack Reed I love him.
我估計最後我們都會被奪去生命，但這也不太有所謂，如果你比我早見到那一天，或者晚，告訴傑克（約翰的暱稱）·里德我愛他。
無獨有偶，16年前，約翰·里德的床頭放着臨終時寫的最後的一首詩：
To Louise...Let my longing lightly rest on her flower petal breast till the red dawn set me free to be with my sweet Ever and forever.
致路易絲，讓我渴望輕輕地休息在她花瓣般的胸前，直到紅色的黎明給我自由，我和我的愛人將永遠在一起。
儘管有着曲折反覆的過程，他們的愛情卻難得地善始善終，彷彿上天安排了一出完整的腳本，讓多少存心編造的愛情戲劇黯然失色。
有趣的是，大半個多世紀後的1998年，幾個來自波特蘭的美國人在巴黎郊區的平民墓地找到了路易絲的長眠地，墓體早已經破損不堪、辨識不清，並且即將要被清走。在群英薈萃的巴黎，人們自然不會理會這個已寂寂無名的異鄉人。於是，她那幾個素昧平生的老鄉好心湊了點錢，整修安頓了她的墓，挽救了她再次漂泊的命運。她不知去向的遺稿，幾經輾轉收集，也於2008年被送回美國收藏。至此，她一生的顛沛流離終告結束。
從異鄉到異鄉，她如同波希米亞人，不是在出走，就是在出走的路上，永遠決絕地放下現有的一切，逃離她所不愛的人和生活，甚至她所愛的人和生活，彷彿這樣才能證明她的存在。可悲的是，如今在美國，無論是史學界還是民間，她的存在幾乎被人徹底遺忘，更別說在她最終的停留地歐洲。和她有關的人們也已經不再流行，包括她的摯愛約翰。
至於路易絲，與她甚為相熟的着名政治活躍分子埃瑪·高爾曼評價道：「她不是共產主義者，她只是睡了一個共產主義者。」當時政治文化圈子皆無異議，她的歷史地位由此蓋棺定論。的確，她從未像約翰那樣熱衷政治；也很難說她像情人奧尼爾那樣熱衷文學，她留下不多的文字並沒有顯出過高的才情；比起她最後一任丈夫，她對權力和地位也不甚渴望。如果說她是女權主義者，除了她確實沒有做一個傳統的家庭主婦，其他建樹也有限，且終生是這幾個男人的註腳，幾乎沒有獨立出場的機會。她所有的追求也許是可以追求自由，在歷史的塵埃裏，她跌宕起伏的短暫一生像一個關於自由的隱喻，為了證明這兩個字能讓人走多遠，和付出多少代價。
多少年少時揚言追求自由的年輕人，最後都老老實實過着柴米油鹽的日子。像路易絲這樣敢於真正身體力行的，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獨特的心靈的。而自由如此虛無縹緲，無法界定，千百年來，無數像她這樣的人也只能通過一次次的逃離，一次次的反叛來定義這個詞的意義，而殊不知下一站也許似曾相識，也許就是當初拒絕的起點。在希望和失望的輪迴之下，只能走向虛無。
很巧的是，毛姆的《刀鋒》講的其實也是個追求自由的故事，結尾處謎一般地令人驚訝，主人公在周遊列國體驗人生百態後，卻出人意料地決定不再追問人生的意義，回到了故土。而更巧的是，小說裏這位行蹤不定無人理解的主人公的唯一知己，竟是所有人避之不及的荒唐墮落的蘇菲──路易絲·布賴特的原型。而那個真實的路易絲，無論她是否情願，由於她曾經最初叛逃就再未歸去的故鄉，她躁動不安的靈魂也得到了最終的安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