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從開埠歷經英國殖民統治、日軍佔領，到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至回歸過渡⋯⋯不同的歷史著作均記錄這座城市的發展脈絡。然而，若要理解歷史背後人們的情緒、思想、生活，文學作品便是一個重要的媒介，它以一個個故事訴諸共鳴，填補枯燥史料所缺失的情感憶記。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黃念欣出席2026香港書展講座，圍繞即將出版的論文集《起初如何︰香港文學十論》。她以當初曾經研究的論文出發，嘗試運用新角度，追溯香港文學的起源。
從意圖剖析文學作品
「其實文學史本身就是問一個起初、如何的問題，就是說我們今天爲什麼會走到這一步，成爲了今天的我們，或者看到今天的作品。」黃念欣從文集題目談起，她指題目的構思源自文學理論家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早期作品《開端：意圖與方法》Beginnings 一書的「起源（origin）」與「開端（beginnings）」概念。薩伊德認為，「起源」看似客觀，但其實極具神話色彩，如人類的起源等；「開端」則源於人們的構想，帶有明顯的意圖。
黃念欣補充指很多文學或文學史的開端都始於意圖，譬如世人大多形容薩伊德「非常政治化」，聚焦其著作《東方主義》的觀點，然而從Beginnings 書中，能看見薩伊德的另一面。他會研究英國文學史作家Charles Dickens、Thomas Hardy的著作，也與保守派、《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的作者哈洛·卜倫（Harold Bloom）互相欣賞──這發現，觸動黃念欣思考研究香港文學史的角度。
她引《聖三光榮頌》：「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指出，當我們追問「起初」時，其實是在審視「今日」，而這份審視亦將影響未來。她認為，香港文學或許存在一個不變的核心，儘管難以一言以蔽之。
情緒點燃開端
《香港文學十論》全書共五大章，每章收錄兩篇論文。第一章〈關於「最早」的香港文學〉的開篇，便引述義大利文學大師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時間零（Time Zero）──一個決定故事開端的關鍵節點作為切入點，聚焦探討羅忼烈所編的《香港的憂鬱》與蔣英豪所編的《近代詩人與香港》。
前者收錄了1925至1941年過境香港文人的散文集，1983年出版時正值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前的討論階段，是研究香港如何被閱讀或者理解的重要文集。後者於回歸前的1997年6月出版，記載19世紀末晚清時期詩人書寫香港的詩集，當中《黃土》、《熟湧》等作品，表達了鴉片戰爭時期，詩人對香港被英國佔據的憤慨。
許多人要寫香港，總忘不了稱許她華麗的都市面貌，但同時也不忘挖她的瘡疤，這真是香港的憂鬱。
──《香港的憂鬱》
黃念欣表示，「時間零」不是「斬釘截鐵」的概念，比起政治時間點，更像是情緒的爆發。《香港的憂鬱》是一個重要的文學里程碑，它第一次以「憂鬱」形容香港，將香港的情感，或者他人對香港的印象，用「憂鬱」去剖析，其收錄的作品不乏對中國領土不完整的控訴與憤懣。如聞一多《七子之歌》（香港）：
我好比願闕階前守夜的黃豹，母親呀，我身分雖微，地位險要。
如今痛惡的海獅撲在我身上，啖着我的骨肉，噯着我的脂膏。
⋯⋯
聞一多《七子之歌》（香港）
作品將當時中國被割讓的好幾個地方，以擬人化或者擬動物化的方式，表達被侵略的憤怒，以及回歸的渴望。這種以他者身份、替香港發聲的作品，還有左宗棠〈感事四之三〉：「王土孰容營狡窟，岩疆何意失雄台」，表達不忿的心情，蘊含強烈的民族情緒。
以數據研究文學史可行嗎？
黃念欣強調，編一本文學史，篩選與角度十分重要。第二章〈香港故事正典化的多個「開端」〉的其中一篇論文統計並列舉香港小說出版的總數，嘗試以邏輯、數據方式釐清歷史事件與文學出版的關係。黃念欣坦言，在試驗後，發現以數字統計的研究方法「有很多雜質」。
一來，數據的起跌無法反映文學發展的真實全貌。某些文學泰斗如亦舒和倪匡的著書數量眾多，會拉高統計圖表的數據，未必能反映客觀社會事件；圖表的整體下滑，也可能只是非核心書籍減少，不等於優秀文學被淘汰。
其次，黃念欣引述數字文學研究方法的代表學者Franco Moretti 的「遠讀」（distant reading）解釋，數據不能反映該書的重要與思想重量（weighting），如在統計被列為「一」的著作，無法衡量背後的影響與價值。因此與其被悲觀的數據折線圖誤導，不如實際去清點、閱讀這些依然在寫作的作家與經典作品，才能看見香港文學真正的價值。
女性書寫與流行文學
「小說和歷史之間的關係，是不是只是某些寫歷史小說的作家才有呢？還是史觀在香港文學裏，是一種與生俱來、很值得我們去發現的東西？」黃念欣在第三章中，從女性文學的角度着手，透過研究黃碧雲的歷史述作，從中梳理出她的「史述情懷」。
她介紹黃碧雲新聞系畢業，曾擔任政治版記者，十分關注社會事件與國際時事，曾撰寫越南船民、石崗難民、港英政府等報道。因此，歷史與現實一直貫穿她的小說。如《烈女圖》全篇書寫女性，組織出一種「母系」嘅家族史，描繪女性在大時代下的苦難與悲痛。
另外，黃念欣亦會從通俗文學的角度，引讀者思考流行文學在文學史的定位。「我們對於流行文學的喜愛，其實很多是源於對純文學的喜愛」，她點出流行文學的構思有時源於純文學，兩者相互影響，因此不需要刻意區分彼此的關係。譬如說黃碧雲的作品雖歸類為純文學，但卻會刊登在《明周》等流行的雜誌上。
談香港文學史自然離不開張愛玲，黃念欣笑言「舉頭三尺有張愛玲」，她在最後一章以 《傾城之戀》、《第一爐香》等作重探張愛玲和香港的關係。
「我會認為香港是張愛玲的最初，而不是張愛玲為香港寫了一個雛形。」黃念欣認為，張愛玲和香港之間，就像「考」與「老」二字。這兩字在六書裏是轉注的關係，被評為「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既可互相解釋，但卻清楚分了不同的字形和形狀，十分難以定義。
經驗、感知與集體回憶串起文學
從薩伊德與卡爾維諾的理論引入，談及文學史的開端，再到女性作家黃碧雲與張愛玲，黃念欣在大談文學史之前，似乎未曾為「香港文學」下定義。究竟什麼能稱為香港文學？
黃念欣表示香港文學的定義相當多元，包括「擁有香港讀者」或「內容觸動香港人」等。她亦幽默的提到許子東教授「有身份證的人寫的就是香港文學」的言論，表示定義取決於作者與讀者自身的立場與視角。
她又以《憂鬱的解剖》為例，指出憂鬱並非客觀存在，而是取決於觀者的感知。她提起西西《我城》，指一群人來到新地方，接收別人遺留的房子，可以被解讀為一種憂鬱；但憂鬱未必是壞事，它同時也是一種感知能力的體現。
黃念欣總結，香港文學的經驗是多元且流變的，而這些作品之所以能為讀者帶來感動，正因為它們記錄了香港的集體回憶。正如劉以鬯與也斯的作品雖然風格廻異，但同樣捕捉了一個時代香港的獨特面貌，觸動讀者心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