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
──林則徐
在上回，筆者提到我們可從香港資本巿場走上國際舞台之路，隱隱然領略到決定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前景的幾個最重要變數，今回打算先從啟動市場與有形之手之間的良性循環開始探討，並指出其他三個重要變數。
香港走過的路相當特殊
值得留意的是，香港過往出現過的市場與有形之手之間的良性循環，是相當特殊的，蓋它顯示兩者之間有着微妙的配合。基本上，香港的國金中心之路是先由股票市場起動，其起源可追溯至青島啤酒在1993年來港上市。但當時的政策其實隱含不少試探成分，其後力度的加大，相信是因為香港市場能證明它是具備執行有關政策的能力。今天回看，這是至少需要國際投行都決定以香港作為研究股票的中心，但有關決定是需要經過好一段時間的試驗和考證才可得來。
從這角度看，若中國支持香港的政策決定過早，有可能反而對香港的國金中心事業帶來反效果，因為若是如此，國際投行的即時反應可能就是當時規模尚小的香港辦公室處理不來，至少對不少行業有經驗的研究員都全是在總行或海外。另一方面，以往活躍於香港股票市場的基金，主要是日本以外亞洲（Asia ex-Japan）的基金或大中華基金，但這些基金一般規模並不很大 ，但規模最大的環球基金和退休基金就一直沒有將香港視為重要市場（在全球股市的指數中，香港當時佔的比重應不足1%）。因此，若是中國在90年代中已決定所有大型國企只准在港上市，市場可能根本消化不來，以上提及的良性循環可能根本起動不了。
應是以市場的力量和節奏為主導
這其實亦突顯了中移動在1997年末上市和跟着二手巿場表現的重要性。因此，政策力度的重要性，往往未必比得上它能在「適當的時間以適當的方式」出現。換句話說，在有關市場與有形之手兩者配合的問題上，原則應是以市場的力量為主導，有形之手的重要性應主要在於配合、引導以及在關鍵時刻，引領市場往更高維度作發展。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以上觀點未必一定適用於中國。記得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在20多年前曾說過類似的話，就是中國的經濟，從歷史、結構和很多方面來看，都跟西方的挺不同。因此即使格林斯潘來到中國，他在調控中國經濟方面所能做到的，都未必一定比他好。朱總理這番說話是有很多客觀事實和經驗支持的。
但值得留意的是在二戰之後，除了蘇聯集團和中國以外，全世界差不多所有的其他地方，都幾乎全融入了由美國在1944年主導建立的環球經濟金融體制，而香港在有關體制下運作已逾80年，很多做法都已是根深蒂固和盤根錯節。因此香港跟中國的情況是很不一樣，但中港的決策者是否明白和能夠務實和創意地處理有關問題，是有關良性循環能持續和至少不致逆轉的重要變數。
同時服務中國和全球多國企業
另外，筆者認為另一重要變數，是市場能否發展出一能令多方認同的， 有關香港國金中心未來的長遠願景。對於有關條件的重要性，筆者會再談。筆者暫時觀察到的一個想法，就是把香港定為位服務中國和外國企業的國金中心。
對於這定位，筆者在邏輯上沒什麼不同意，但就想指出，根據筆者對過去數百年全球金融體制的演化和它在1944年後的發展、以及對中國現時金融文化、以及金融銀行體制的了解，有解定位隱藏不少風險，稍一不慎，可能斷送了不少香港原來的大好潛質。
在這問題上，筆者認為可把願景定得更高一點，成為不亞於倫敦和紐約的真正國際金融中心，在能對中國企業的真正金融需求處理得很好的同時，也能對全球很多其他國家的企業也服務得好。以筆者之見，這定位隱含的國金中心之路是更寛闊，對中國的長遠發展也會更好，並且可避免不少潛在的問題，筆者會再談。
其他兩大變數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其他兩個變數是香港能否不斷吸引來自全世界（包括但不限於中國）的人才和機構持續來港，以及在發展國金中心事業的同時，發展香港在多個其他方面的國際地位，包括文化、藝術、貿易、服務、法律、娛樂等。筆者認為這四大變數互為緊扣、相輔相成，亦秉承着古人「有容乃大」的指引，有機會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