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股市升漲，金價下跌，美國債利息高企，國際金融市場的寡頭壟斷和高度槓杆，不斷地製造危機。國際市場的金融活動，因高度槓杆化而更形集中。集中的結果不是追求市場和國際金融體制的平穩發展，而是着眼於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因素──利潤最大化。
華府寡頭操縱市場
一方面，美國需要外來資本來填補外貿與財赤積累下來、愈來愈大的債務火坑，美國泡沫經濟因而不需調整，泡沫帶來的繁華和高消費仍可延續，避免大衰退式的硬着陸。另一方面，美國政府透過特朗普與國際金融資本，一起利用對國際事件的操縱來左右金融市場價格變動，獲取大利，裨益個人及政府。由於美國政府的干預、烏克蘭與伊朗戰爭的不斷轉折，國際金融價格的變化脫離了傳統的規模與模式，更易被美國政府與金融寡頭所操縱。
不確定性增強，傳統的防險對沖機制難產生作用，當經濟和金融沒有歷史先例可循，投資和投機行為無所適從，政治因素的作用更大，且套用沒有明確界線的國家安全因素，市場的主動權，特別是市場的預期心理轉變，便落入美國政府與寡頭資本之手。
關鍵的問題是，現時金融市場上的悖理可維持多久？有關這個問題，坊間有多種理論、預測與解釋，可是似乎都難以有令人信服的共識和結論。
重回群雄割據時代
美國政府包括其各種經濟、金融、政治與軍事力量，是當前國際金融市場上最大決定因素。美國政府不會固定不變，實際包含不同成分的相互競爭。美國政府與國際壟斷金融資本合與分的關係，加上美國四年一選總統的民主制，即使有Deep State，這個Deep State也可變。美國因素可以壓倒其他因素的作用，但亦可能因本身內部的矛盾，削弱本身的影響，讓其他因素取而代之。美國因素以外全球的分化和異質性更大，各個因素在本身的惡化下博弈，過程更加複雜和難測。
當霸權主義衰落，世局轉回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涉及的因素更多更大，不確定性便主宰世界。歷史不會簡單重複，可歷史的一些新規律可能逐步產生，進一步改變世局和地緣戰略。
新的形勢要求新的理論，此所以中國要求理論更新。背後的思想是，不可能依靠現時以特定歷史經驗作基礎的西方理論。百年不遇的大變，需要新的了解、視野與思想。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