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技術在今天大行其道，將我們從一些重複、繁鎖的工作中解放出來，以至能做許多以往不能做的事；彷如當年的萊特兄弟首創動力飛機，讓人類插上翅膀，自由地在空中翱翔。近日就有傳媒報道，澳洲一名科技界創業家，因為愛犬Rosie患有腫瘤，經過化療和手術仍未能縮小，轉而向ChatGPT求助。
靠AI研發治癌疫苗？
在ChatGPT建議下，該名男子聯絡了新南威爾斯大學的專家團隊，為愛犬進行基因排序，從血液中提取健康DNA，再從腫瘤中提取DNA，找出突變發生的位置；之後使用了人工智能程式AlphaFold，找出突變的蛋白質，識別潛在的配對藥物。專家利用這些數據，為Rosie研發個體化疫苗，結果其中一個腫瘤縮小約一半。相對於以往囿於癌症突變的特性，要人手分析成千上萬個基因數據，並從無數化學組合成分中，找到能精準殺死癌細胞的藥物，治療成本可謂大幅下降。
這個故事令人驚艷，卻只反映了醫療創新的吉光片羽。馮文昌博士、張思毅博士、毛冬蕾女士出版了新書《第五次工業革命──顛覆性創新，解鎖未來醫療需求》，詳細分析了18項前沿技術，包括醫療器械、生物材料、診斷、創新療法等，在未來如何有望破解全球人類健康面臨的諸多嚴峻挑戰。馮博士接受本社訪問，談談自身經驗、醫療創新怎樣改變我們掌控生命健康的能力，以至香港發展成為醫療生物科技中心的前景。
從九龍華仁仔到強生全球副總裁
馮文昌博士雖在香港土生土長，但國際經驗豐厚。皆因他於九龍華仁書院畢業後移居美國，並在猶他大學修讀藥劑學及醫科，並先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接受專業醫生訓練。其後，他更加入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負責審批新藥進入臨床試驗（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Application, IND）和上市申請（New Drug Application, NDA）。
後來，他被全球領先製藥企業禮來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挖角，曾任該公司大中華區及日本區醫學總監，負責腫瘤與重症監護（ICU）產品。之後，他轉職於強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 ），前後15年擔任了不同職位，涵蓋了藥物研發、臨床試驗以至上市的階段，最後任強生腫瘤部全球副總裁。他曾負責一種治療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藥物──伊布替尼（Ibrutinib），效果比傳統化療藥物高好幾倍，獲FDA「突破性療法認定」（Breakthrough Therapy Designation，旨在加快治療嚴重或威脅生命疾病新藥研發的審批機制），全球年銷售額曾高達80億美元。
退休後，他和朋友創立「拓創生物」（Tavotek）。在與員工午餐聚會時，他好奇問加入公司的年輕人，為什麼選擇這一行？一般人想像到的答案不外乎「我對這科很有興趣」、「實踐幫助他人的理想」，但聽到的卻出乎馮博士的意料之外：「我的高考成績剛好達到那個分數就念這科……其實都是隨遇而安……」
他慨嘆，中國內地競爭激烈，成績限制了青年升學的選擇，也磨滅了他們的志向，只視工作為流水作業。香港也有這麼一點傾向，孩子都按着父母的期望升學就業。他希望透過《第五次工業革命》這本書重燃下一代對科學的興趣和好奇心，成為他們晉身這一行發展的「入門指南」。
香港搞藥物研發前途無限？
近年，生物健康科技是政府積極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方向之一。全球十大藥廠其中四家──英國葛蘭素史克（GSK）、阿斯利康（AstraZeneca）、瑞士羅氏（Roche）、德國默克（Merck）已先後落戶。特首李家超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希望「以科創帶動高增值的生產製造，促進新型工業化」，包括吸引藥企在港進行罕見病藥、高端腫瘤藥及先進療法製品等臨床試驗和治療；配合國家自主研發創新藥的崛起，並透過專利授權開拓國際市場。
馮博士認為，藥物研發主要工作屬 brain work（腦力勞動）和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IP）交易，許多工作可以交由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合同研究組織）處理，從臨床研究到上市數據分析等，是在生物科技領域上比較容易切入的方向。他續指目前世界上仍有許多「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unmet medical needs），相關市場發展的空間也十分廣闊。
以慢性疼痛為例，數十年來病人只能依賴鴉片類藥物（如芬太尼）或非類固醇抗發炎藥（NSAIDs，如阿斯匹靈）。前者止痛效果好但容易上癮，後者副作用大如傷胃和影響腎功能），「有無辦法找到不會上癮也能控制疼痛的方法？」他覺得適逢今天人工智能（AI）技術日益進步，大可以善用之，從眾多科學期刊論文和大數據的資料，融匯貫通，用AI輔助設計新藥物，並透過融資得來的資金，委託CRO研發，毋須每一步都親力親為。
毋須涉足CRO親力親為
「一些公司只有一、兩個人也可以做IPO（發行股票）。中國內地和美國都有很多CRO，專門做新藥研發和臨床試驗，只要給出準確指示，給資金讓他們負責操作，研發出成效後就可以賣出去，價錢可以高達數百億，這些生意其實很有前景。」馮認為，鄰近的中國內地有數萬家CRO，香港何必與之搶生意？反而，應善用我們的「腦力」（brain power）推動科技進步。
有沒有人願意投身這個行業？入行的門檻高嗎？他說理論上有志於此的年輕人，須修讀生物科學、醫學、藥理學或相關專業，甚至擁有博士學位，但AI降低了進場門檻，如前述那名澳洲人，毫無醫學背景，在AI協助下也能為愛犬研發藥物，令人驚訝。但他強調，有一定的醫學知識能提升洞察力，有助發掘藥物發展的空間。
搞藥械融合 專治本地病
馮文昌認為，另一個香港可以發展的方向是研究藥物和醫療器械的融合（crossover）治療，例如研發一種器械專門遞送（deliver）某種藥物到某個部位或診斷某個疾病。「許多時，一隻藥為什麼會無效？因為它去不到病灶，如果有醫療器材幫助就可以增加療效或減少副作用。」他舉例，若有人不幸患上肝癌，就可以利用光動力療法（Photodynamic Therapy, PDT）「activate（啟動）藥物，讓它只在肝臟發揮作用，其他地方就將減少副作用。」他認為港人要發展小眾市場（Niche Market），以上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他指出，美國、德國這些擁有先進科技的國家不是做不到，而是市場發展潛力不大。例如美國的胃癌和肝癌藥物市場較小，因為國內較多人做內窺鏡檢查，有助及早發現和治療，變相減少藥物需求。翻查資料，2022年香港十大致命癌症首三位分別是肺癌、大腸癌和肝癌，馮博士認為我們可發展這方面的藥物，滿足到本地及鄰近地區市場需要就可以了，而不一定必須發展如GLP-1（Glucagon-like peptide-1，廣泛應用於治療二型糖尿病及肥胖症）、PD-1（Programmed Death-1 Inhibitors，癌症免疫治療藥物）等常見藥物。
助內地藥企出海 須視乎性質
4月10日，政府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提交就成立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中心（CMPR）的立法建議，目標於今年內成立中心，並在2030年或以前對首創產品全面實施「第一層審批」新藥註冊機制。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教授表示，自2023年11月實施「1+」新藥審批機制（若能提供符合要求的本地臨床數據，並獲本地專家認可，只須提交一個非本地參考藥物監管機構的註冊證明，即可在港申請），便利用以治療嚴重或罕見疾病的新藥來港註冊以來，至今已有19款新藥按此機制獲准註冊。
盧寵茂指出，成立藥械監管中心及推行「第一層審批」機制有助香港更好地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助力創新生物醫藥技術「引進來、走出去」，配合國家步伐，爭取生物醫藥技術創新國際話語權。馮文昌提醒，部分中國內地的公司只是將藥物的知識產權和數據賣給國外大廠，大部分時候並不需要特地經香港出海，他們可直接將新藥賣給外國公司。「據了解，許多出海的藥物都還未在中國內地上市，只處於臨床試驗階段，不需要特別認證。」
他所指的，呼應了近月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張文宏教授，以「賣青苗」形容當前部分中國創新藥企，選擇在藥品研發尚未完成商業化閉環前，便將權益授權給跨國藥企來突圍的現象。
不過，馮又提到近年 "NewCo"（新公司）模式尤其受到中國製藥公司的青睞。記者翻查資料，這些公司會透過剝離（如授予獨家開發、生產和銷售權）某些臨床資產（Clinical Assets），並與投資者合作，在離岸司法管轄區創建一家新公司再融資。「如果有公司認為做Joint Venture較方便，或欲經“18A”（作為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上市，香港就有資金自由這方面的好處。」
應否投入罕見病藥研發？
話說回頭，雖然馮文昌建議發展小眾市場，不過他坦言研發罕見病藥物成本太高，依靠中國內地藥企供應更好。他指出，好像基因治療牽涉的技術並不複雜，但成本高昂，罕見病的市場又細，「有些罕見病香港700萬人中可能只有7個病人，你的藥賣更貴都可能賺不回成本。」
他又提到，現在可以治療的都是單基因疾病（Monogenic Diseases，如地中海貧血），但大部分疾病都是多基因突變，一般的基因治療技術通常不可以同時編輯多個基因，除非科技突飛猛進，「不然也不是那麼好做」。
港府是否資助研發相關藥物？馮續指背後涉及倫理考量：有論點認為每一個生命都值得尊重，不能因為成本高而放棄治療罕見病患者。唯從社會和經濟角度而言，若不計成本資助研發，那麼患有高血壓、糖尿病等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是否須要承受更貴的藥價？
說到底，人類只得寄希望於科技突破同時降低治療成本。《第五次工業革命》列出了目前世界18種最先進或發展特別快的技術，馮文昌希望它們能夠經歷指數轉變（Exponential Change）令更多人受惠。
至愛腦機接口 改善疑難雜症
他說，最喜歡當中的「腦機接口」技術，發展這種技術的目標不是將人類的生命或思想轉移至機械上，而是有三方面的幫助，發展空間無可限量，香港也可考慮：一是幫助神經系統疾病，如癲癇、癱瘓、中風等患者重拾控制能力；二是調控精神病，如憂鬱、強迫、焦慮症等患者的大腦，改善化學物質不平衡狀況；三是增強記憶或四肢協調能力，令人可以更輕易地做到如跳舞、彈琴、游泳等活動。
讀者們可曾想過，日後只要放一塊芯片在大腦中，就可以很大程度地紓緩精神疾病？可以防止更多自殺的悲劇？「如你想自殺，醫生只須輕微電你一下或安排腦內分泌血清素……」馮文昌說，任何口服、注射藥品都無法完全避免副作用，但腦機接口只須連接控制病灶的位置，對身體其他器官就比較不會產生副作用。而且，這種技術不一定是侵入式的，也可以透過戴特製頭盔或其他特別裝置進行。
「當然，侵入式技術風險較高，可能引起結疤、感染、出血等，若非完全侵入式技術，卻會減低精準度，所以這要視乎個人需要而選擇哪種腦機接口技術。」他提醒道。香港理工大學團隊近日便研發了全聲學腦機接口系統，可無創精準地調控大腦，冀為柏金遜症提供高效新療法。
科學交流發展
2024年《施政報告》提到，要打造香港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醫療科技板塊應引入更多國際人才來港發展，還是培育本地人才為要？馮認為吸引外地人才與否，視乎企業需要。現在科技發達，尤其是疫情期間已發展出在家工作、網絡會議的長距離工作形態，「是否一定需要搬到香港來發展嗎？」
不過他也說「見面三分情」，有人或認為彼此面對面接觸、溝通才能擦出火花，也無可厚非。馮博士也慨嘆，近年來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影響了互相交流和科學發展，實在可惜。
政治對於公共衛生的影響，也可見於社會部分人士反疫苗。馮稱，世上沒有一隻疫苗或藥物百分百安全，醫生用藥一是看BRR（ Benefit-Risk Ratio，獲益—風險比），但疫苗通常副作用發生的比率很低，如1至10萬人中有一個，就像交通意外一樣，「不能因噎廢食」。
他認為，加強科普教育肯定無錯，但社會總有些人是「包拗頸、以偏概全，只能靜待爭議平息」，而教育的重點就是要避免大家成為這一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