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書院（下稱書院）今年迎來創校100周年，而《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1926至1957）》卻只選取最初32年的歷史書寫，成為一本別具特色的校史。萬事起頭難，書院的開局不僅經歷三次不同形態的演變，也折射出香港社會在同一時期的轉折與艱辛。這段開墾歷程既呈現人民奮鬥的困境，也為後世提供借鑒。作者更將書院的奮鬥置於更廣闊的「空間」之中，從九龍城延伸至九龍、香港、中國，以至世界。
華人自主辦學不容易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香港華人精英受西方宗教精神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雙重影響，逐漸投入公共事務。英政府政策調整下，1926年出現首位華人行政局議員周壽臣，1927年亦有首位華人馬會會員何甘棠。在九龍居民協會的努力下，書中主角曹善允與布力架同以九龍居民身份獲委任入定例局，對書院的發展無疑帶來正面作用。
然而現實並不樂觀。香港當時正處於經濟下滑期，港督金文泰須舉債興建基建以刺激經濟。同時，本地多個支援弱勢社群的慈善團體相繼成立，如1930年的救世軍與保護兒童協會、1933年的兒童遊樂場協會與街邊露宿者救濟會等，吸納了大量社會捐款，華人辦學團體因而面對嚴峻的資源競爭。教育本需大量資源，而當時的學校多由政府、慈善或宗教團體主辦，書院如何在此環境下維持華人自主辦學，不被宗教或慈善機構吞併或迫於結業，本書有詳盡記述。
早期生源反映港文化融合
原來書院最大的開支是校舍租金。書院購地建校的過程極為複雜，書中細緻描述其中曲折，包括曹善允與黃映然兩位主角的不同意見，最終須以文明方式透過法律解決。
書中亦不乏動人而鮮為人知的故事，例如書院校訓「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多年來我誤以為源自電影《危樓春曉》為吳楚帆而設的金句，原來另有典故。又如書院竟早於創校初期開設無線電物理課程，後期更設無線電實習班，並保存了一部當年的收音機。當時政府正推動實用科技教育，書院迅速跟上方向，為當時內地與香港缺乏無線電技術人才作出貢獻。
校歌中出現的同學有來自「嶺南」與「渭北」兩地，反映了書院早期學生的廣泛來源，也揭示了當時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頻繁的人口與文化流動。書中亦介紹書院與西方慈善團體合作辦義學，反映香港中西文化在教育領域的融合。書院師生在教育界參與救國的事蹟，以及香港淪陷期間的經歷，皆由作者以專業史學視角呈現，筆下的無名英雄有血有肉，尤其是那些冒險保存書院紀錄與文物的人物，更令人敬佩。
重構書院周邊環境
戰後重建時，全港資源匱乏，但書院憑藉校董會和師生努力迅速重回正軌，加上嬰兒潮帶來的需求，使書院得以延續其一條龍的發展模式。書中亦可見作者運用其空間研究方法，重構書院在不同時期的確切位置與周邊環境，尤其是日治時期的九龍城、啟德機場與書院之間的關係。
此外，書中另一主角林子豐博士於1960年創立浸會書院史地系，1978年改名，並在浸會大學70周年時重新喚起「史地精神」，亦是本書的另一條重要脈絡。
我誠摯推薦此書予廣大讀者，這不僅是一本校史，更是一部香港教育與社會發展的縮影，值得細讀。
新書資料：
書名：《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1926-1957）》
作者：鄺智文
出版社：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26年3月
作者簡介：
鄺智文，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興趣為近代東亞軍事歷史，尤以清末至20世紀中的香港史為重心。近年著作包括《鷹眼之下：戰時航空照片中的香港（1941-1945）》（香港三聯書店，2025）、《孤獨前哨：再論一九四一年香港戰役》（香港三聯書店，2024）、《英軍中的港人》（OUP, 2022）、《東方堡壘：香港軍事史（1840-1970）》（HKUP, 2014）、《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香港三聯書店，2014、2019）等。其論文亦見於Modern Asian Studies、War in History、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等期刊。他亦製作關於戰時香港的數位人文研究項目，例如「1941年香港戰役空間史研究」和「日據香港空間史研究」等。
撰文者簡介：
馬冠堯，廣東台山人，香港出生，畢業於香港浸會學院、蘇格蘭登地大學、香港大學工學院、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院和香港大學文學院。現為香港工程師學會建造界別顧問小組義務秘書和專業評審員、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內務副會長和香港理工大學訪問學人。退休後迷戀香港建築工程歷史，著有〈營造師與建造師〉、〈約定俗成的街道命名做法〉、〈初探香港最早的專業團體 ─ 工程師學會〉和〈戰前的香港石礦業〉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