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雪來得猝不及防。
我穿着單薄的外衣踏出山西大同南站，風裏夾着大片濕雪迎面砸下，冰涼順着衣領往裏鑽，冷意瞬間貼上皮膚，身體不由自主地縮了起來。站口聚集了一群的士司機，看見我拖着行李箱，紛紛圍上前：「哎！閨女，坐車呀不？」濃濃的山西口音帶着拐彎般的腔調，像唱歌一樣，也大概能聽明白。他們蜂擁而至，我連連擺手說不用，從人群中擠出來，快步走向租車公司。
鑽進車廂，坐上駕駛座，關起車門，我把暖氣開到最大，玻璃很快蒙上了一層霧。身體漸漸鬆了下來，感覺像是重新活了過來。這趟從大同出發，沿途穿過山西、河南，一路往南，最後在陝西西安還車的自駕之旅，就這樣在風雪中開場。想到未來1000多公里的路途，將跨越三省，心裏止不住的雀躍，卻不知道等待我的，卻是一場多麼驚險的旅程。
山西人的驕傲
從華嚴寺往西約15公里，武州山的南麓，有一個龐大的窟群，那就是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雲岡石窟。我沿着339省道走，半小時車程就到達停車場。此時雪已漸停，化成細細的冷雨，地面濕滑，遊客疏疏落落。零度出頭的氣溫，我在原地跺了兩下腳，對着手心呵了一口白氣，暗自給自己打氣：這些石窟在這裏等待了將近1600年，自己再冷也該去一睹尊容。
售票員建議我坐電瓶車：「走過去得20分鐘呢。」看了一眼遠處灰濛濛的天，再看一眼自己單薄的外套，毫不猶豫點頭。
雲岡石窟與平遙古城和五台山同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都是山西人的驕傲。北魏時期的都城──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曾是這一切的起點。這個由拓跋鮮卑建立的政權，在興安二年到太和十九年之間（453-495年），開鑿了雲岡的主要洞窟。如今整個石窟群保留了大小窟龕254個，造像近6萬尊，從露天巨佛到指尖大小的小像，規模令人驚嘆。
踏上石階，第一眼看到的是長達一公里的崖面，被一個個洞口鑿得像蜂巢。走近了，佛像的面容、飛天的衣帶、藻井的紋樣一層層浮現出來：有的佛低眉含笑，慈和恬靜；有的身形健碩，肩膀寬得幾乎撐滿整個洞口；有的風姿綽約，或拈花微笑，或閉目傾聽；還有的細小如手指節，密密匝匝刻滿整面石壁，對於密集恐懼的我，不敢多看。走到第五、六窟時，視線幾乎無處可落。洞室四壁與中央石柱滿是浮雕，從佛主誕生、成長、婚姻，到出家、成道、弘法，這些故事圖雕其實就是一長篇連環畫。
為何佛教在中國盛行？
走着走着，心裏忍不住泛起疑問：為什麼在南北朝這樣一個戰亂頻仍的時代，佛教在中國會如此盛行？
佛教起源於印度，東漢時由西域傳入中原，那時不過是一種新奇的外來信仰，遠遠談不上普及。真正的轉折，發生在東漢末年以後。連綿不斷的戰事使生靈塗炭，中原滿目瘡痍。無數的家庭被摧毀，無數的生命在戰亂中消散。面對這樣的現實，講究禮法秩序的儒學很難安撫那些破碎的心靈。於是，一個談因果、說輪迴、倡導「離苦得樂」的佛教在中國發展了起來。可以說，南北朝佛教的興盛是時代的產物，杜牧筆下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想來並未誇大。
統治者比誰都明白這一點，所以北魏政權亦希望透過佛教來凝聚人心，乃至後來雖然發生過滅佛的風潮，但始終沒有真正斷絕。雲岡石窟的開鑿一直延續了近百年，前後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藝術風格與文化特徵。
最早期的「曇曜五窟」（第16至20窟）多為露天或近露天的大像，佛身較為健碩，五官立體，服飾的褶皺細緻可見，有古印度氣息。站在這些佛像面前，很難不被那粗獷壯闊，氣勢磅礴的胡風所感染。
之後孝文帝時期的石窟風格開始改變，記得我在中學的歷史課本裏有念過，孝文帝為了鞏固政權，推行了許多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遷都洛陽、改姓氏、穿漢服、通婚姻等，使胡漢之分逐漸消弭，對當時和後世都有深遠的影響。這時期開鑿的石窟，佛像面容開始變得柔和，眼眸拉長，嘴角收斂。
到了後期，那些坐在蓮座上的佛與菩薩，身上的袍袖已逐漸演變為南朝士大夫的穿著──寬袖長袍，腰間繫帶，臉形與五官也變得愈加漢化。在一公里的路程裏，走過的卻是跨越好幾十年的時代變遷。
或許正因如此，雲岡石窟與洛陽的龍門石窟雖同為北魏石窟，給人的感受卻迴然不同。雲岡的佛像臉龐厚實，刀法直接有力，是漢與西域、印度、中亞等多種文明藝術融合的初期；而龍門則更好地「承先」，融合了漢文化，佛像比例更精準，表情更內斂，雕刻手法亦愈臻成熟。
當我走到最後時，陽光正落在第20窟露天大佛的臉上，石面被染上一層淡淡的金色。大佛結跏趺坐，眉目慈祥，手結禪定印。
雪停了，大佛依舊靜靜地坐在那裏，看着一代又一代的旅人來來往往。雪會融化，太陽會重新升起，而我也會繼續前行。
原刊於點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