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長安的荔枝》中，蘇諒（由白客飾演）表面上是一名販運香料與陶甕的異域胡商，實則是全片中最具現代感的角色。他是一位計算風險與回報的商人，像一位唐代的創投投資人（Venture Capitalist）。他不像那些以權謀私的官僚，也不同於忠誠報國的官吏李善德；蘇諒講契約、明算帳、重效率，以商道在皇權和黎民之間行走，是整部電影中最被低估、也最容易被遺忘的現代人。
被遺忘的商人
大多數關於《長安的荔枝》的評論，都把焦點放在李善德（大鵬）的悲劇、楊國忠（劉德華）與魚朝恩（常遠）的權力鬥爭、官僚體系的荒謬，以及貴妃與皇權象徵的政治隱喻上。這些當然重要，是歷史劇借古諷今慣常的切入點。
但在這些「宏大敘事」之外，卻少有人留意那位默默投資、被利用又被遺忘的商人蘇諒。這種忽視其實並不新鮮。在華人世界的敘事中，商人通常會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在古代，他們被視為「逐利之徒」；在今日，儘管社會運行已深度市場化，我們仍習慣宣揚理想、崇拜權力、歌頌犧牲，甚至抵制專橫，而對創造價值、承擔風險的那一群人，許多時視而不見。
或許這正是這部電影最大的諷刺：當代中國大陸早已是工商金融業現代化的實踐者，卻依然不怎麼把那些「蘇諒們」放在眼內。
從官場廢人看見先機
蘇諒自認是富二代，還是弟弟，給爸爸和兄長瞧不起，儼如從來就是被遺忘的人一樣。他初遇李善德時，這位九品小吏既無資本、無人脈，又陷在制度泥沼裏。別人看見的是一個被體制磨平、吞吞吐吐、被快將殺頭的庶官，而蘇看見了「可轉化的潛能」。
他先是從李手上的通行證（符牒）看到避稅的蠅頭小利，再觀察到李在荔枝保鮮上的實驗有大作為，遂主動伸出資助之手。以下這段對話幾乎像一場創投談判會議：（以下對白主要參考電影原聲，經作者潤飾。）
蘇搶先說道：「明人不作暗事，我剛才見到你手裏有五府的通行符牒，商隊持有這符牒上路，貨物不必交稅，是聚寶符。」
李弱弱地道：「借出符牒是殺頭之罪，不過，你拿去吧，反正我活不了多久。」
蘇咬牙道：「我不會給你白做一場，你隨便開個價，我直接加你三成，以後船隊由你差遣。」
李試著說：「那我報了，嗯，700⋯⋯」
蘇不等李說完，輕拍桌面：「成交，加三成，就是1000貫（李插嘴：是936貫）。咱們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
短短幾句，蘇諒的商業邏輯與李的拘泥侷促形成鮮明對比。前者講求「契約明確」，後者仍陷於「道德自證」。蘇諒願意提供資金、航線、貿易網絡與物資，等同於「種子輪投資」；他明白李若能成功，將改變嶺南－長安的整條運輸鏈。他甚至用那句「三杯、五嶽」為自己背書，是古代契約精神的浪漫寫照。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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