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主流乃至於政策逐漸表現出對伐林影響的憂心。俄羅斯早在1802年便採取措施推動森林保育，國產部（Ministry of State Domains）建立森林部隊，監督保育的情形。對於既有領土及19世紀中葉以降漸次納入帝國版圖的西伯利亞與中亞大片土地，政府也致力蒐集相關情資。
俄羅斯科學家與地主對於乾燥的天氣，以及嚴重且成為常態的旱象愈來愈擔心。許多人讀過美國與歐洲的研究，特別重視伐林的主題，認為是氣候改變的元凶。1840年代初期的一次調查提到，砍樹讓俄羅斯南部的土地直接受到東風吹拂，指出這「想必是近年來旱災愈來愈嚴重的主因」。
伐林影響的憂心
1873年，瓦盧耶夫委員會（Valuev Commission）發表其發現，表示氣候因為整地的關係而變得「更嚴峻也更乾燥」，但不是所有人都認為情況如此，甚至根本不認為人類活動能影響氣候。有些負責調查帝國各省的高階軍官，認為氣候變遷的看法往往是根據傳聞及當地人的說法，而這不見得可靠。不過，草原氣候正在改變確實是各界共識，而且是變差；為了了解變化的機制與原因，當局在帝國各地建立氣象觀測網，試圖以數據而非意見，來建構連貫的圖像。
類似的擔憂也在其他地方浮現。1860年代，法國遠征並佔領墨西哥之後，到了墨西哥的博學之士米歇爾・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思考起如何發展墨西哥經濟。他斷言，主要問題之一在於原本堪比伊甸園的地方，已經被西班牙人過度開發而變成「貧瘠、荒涼的廢地」。舍瓦利耶表示，去森林化之所以釀災，不只是因為造成長時間的乾旱與降雨模式的變化，更是因為造成土地養分匱乏，生產力耗竭。這當然會影響當地人的飲食，造成貧窮，進而導致生產力與競爭力下降，經濟蕭條，政局不穩。舍瓦利耶認為， 解決之道在於看「這個地方的森林能復育到什麼程度」。
護林與造林成為英國殖民政策的重點──當局從印度着手，頒布《印度林業章程》（Charter of Indian Forestry），將所有非私人擁有的林地收歸國有。澳洲、加拿大與非洲也迅速跟進，採取類似措施，據說這些地方就是因為太多樹木遭到砍伐，才會有「大片的土地」愈來愈乾燥。雖然部分學者如此主張，但殖民當局控制森林的動機跟保育沒有什麼關係：事實上，殖民當局仍堅持開採木材，這是擴大政治與經濟控制的關鍵。對於生活在森林裏，而且是世世代代生活在森林裏的人來說，結果就是災難。
全球去森林化速度驚人
儘管有人表示疑慮，但現實卻是自19世紀以降去森林化持續以驚人的速率進行。1850年至1920年，全球約有1億5200萬公頃的熱帶森林變成草原，其中將近三分之二（約9400萬公頃）位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與東南亞，也就是殖民擴張的熱點。可一旦要把改變土地用途的作法合理化，殖民者的標準辭令卻又反過來變成說當地人沒有能力守護自然，農法太過原始，新地貌的發展對他們有好處， 但超越他們的能力云云。當然，這種主張都是假的。
全世界最肥沃的可耕地當中，大約有60萬到80萬公頃是在1750年至1900年間開闢的。美洲、澳洲、紐西蘭與南非新開墾的地區，不僅成為重要的羊毛、肉品與穀類產地，而且是全球生產量最大的區域。造成這種情況的不只是攫取土地、追尋發展前景的人，還有以掠奪性的方式利用合法佔有、土地所有權的人，以及堅持「提高」土地與自然之重要性、讓來人有權控制土地的人。
很多地方的情況就跟印度一樣，殖民當局就用一紙命令，宣布所有未耕種的土地皆屬於政府，然後將這種主張入法。許多人抱持偏見，認為原住民無知粗野，接着便採取破壞森林的政策。英國人自詡為環境的監護人，必須保護自然世界，以避免生活在當地已經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人剝削大自然的習慣。
時間一久，這種觀念更是進一步發展──不只是控制土地，還要把人統統趕出去。1870年代與1880年代在美國黃石（Yellowstone）、加拿大班夫（Banff）與紐西蘭湯加里羅（Tongariro）等地設立的國家公園，根據的理念就是為了保護自然，必須把人類完全趕出去，就算迫遷也在所不惜。有些情況甚至引發激烈抗爭，像是在德屬東非，森林保護令居然包含逐出新成立保護區內居民的授權。
殖民擴張鞏固全球北方的力量，方法是讓北方取得世界各地最好的土地，掌控其用途，獨佔其生產的成果；那些無法使用土地資源、無法獲得土地「所有權」的人，他們的貧困與自由受限隨之成為無法改變的現實。直至今日，野生保育──無論對象是動物還是植物──參與者往往是口袋很深的捐助人，或是財力與資源雄厚的慈善組織，試圖用不讓人類進入保護區的方式來「保育」大自然。
已開發世界的富人用一種微妙、拐彎抹角的新殖民心態，把大自然圍起來（經常是物理上的圍起來），保護自然，不讓原住民糟蹋：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在剛果共和國成立美蘇克賈（Messok Dja）保護區，卻未先取得當地巴卡人社群的同意；為了成立野生動物保護區，7萬馬賽人（Maasai）被迫離開自己在坦桑尼亞北部的土地。其實，成立國家公園與保護區不見得對野生生物有好處，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各不相同，難以預測。
對象牙趨之若鶩的人類
明明所有人都擔心人為改變對森林的影響，以及對水土流失的衝擊（進而衝擊產能），但人們對於原物料與製造品的需求不只是狼吞虎嚥，甚至到了引發生態災難的地步。先前提及動物因為毛皮而遭到獵捕， 瀕臨滅絕，而且不只北美洲如此；來到非洲南部，象牙也是驅使人們擴大資源邊界的動力。1870年代晚期，英國人與波耳人（Boer）獵人為了尋找象群，往北推進到今日辛巴威、波札那北部與尚比亞東部。從象牙出口數字就能看出捕殺的規模有多驚人，19世紀下半葉的每一年都有數以千計的大象被殺。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與美國就和其他地方一樣對象牙趨之若鶩，人們用象牙製作流行配件，從袖扣、梳子與梳妝組合，到縫紉用具盒、牙籤與餐巾束環，一應俱全。
需求的大宗來自鋼琴製造業者，鋼琴在勞工階級酒吧、音樂廳是很受歡迎的樂器，對於迅速成長的中產階級來說也是地位象徵。無論是英國人的家裏，還是北美大平原剛開闢的農業社群，都看得到鋼琴。撞球興起成為社交休閒，也讓需求量提升；用來製作撞球的象牙，必須取自幼象的光滑牙齒，而且只有其中一部分能當作材料。
有人試圖阻止象牙買賣，就算無法完全停止，也要減緩其速度。茨瓦納人（Tswana）的國王卡瑪（Khama）嘗試控制獵象的情況，大幅提高在其領土內獵象的稅金。這種作法對生活在遠方的消費者收效甚微，他們對於自然的看法、對於野生動物的氣派想像，以及對非洲大陸的成見，化為醉人的雞尾酒，讓人對打獵與獵人心嚮往之；著名獵人如R・G・康明（R. G. Cumming）可謂家喻戶曉，他們撰寫的回憶錄― 裏面都是蠻勇的故事，講述所謂勇敢的（白人）男人如何靠着自己高超的步槍槍法，把大型動物推向絕種的邊緣──銷售量甚至超越狄更斯的著作。
節錄自《地球之路》，本社獲聯經出版授權轉載，題目為編輯擬。
新書簡介：
書名：《地球之路：人類、氣候與文明的未竟故事》（The Earth Transformed:An Untold History）
作者： 彼德．梵科潘（Peter Frankopan）
譯者： 馮奕達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5年8月
作者簡介：
彼德．梵科潘（Peter Frankopan），牛津大學的全球史教授，現任牛津拜佔庭研究中心主任，並擔任牛津伍斯特學院的高級研究員，同時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研究教授」，以及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榮譽研究員（Bye-Fellow）。梵科潘被譽為「21世紀首位偉大歷史學家」、「歷史學界的搖滾明星」。著有《絲綢之路：從波斯帝國到當代國際情勢，橫跨兩千五百年人類文明的新世界史》、《絲綢之路續篇：霸權移轉的動盪時代，當今的世界與未來文明新史》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