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來香港經濟一直低迷，基層收入匱乏，生活更顯得捉襟見肘。樂施會發表的《香港貧窮狀況報告2024》顯示，與疫情前（2019年）相比，2024年首季香港貧窮住戶數目上升17%，達到61.9萬戶，佔整體兩成有多。同期，最低收入住戶的收入中位數較疫情前下跌54.3%至1600元，2014年至2024年間，整體消費物價上升了21.5%（註1）。
莒光文化服務基金創辦人曾醒明多年來熱心公益，利用工餘時間服務社區。他接受灼見名家專訪時表示，自疫情起像莒光這類草根慈善團體承擔了不少提供基層服務的重責，補足政府做到不到位的地方。
善用人際網絡 精準服務基層
曾醒明表示，過去資源不多，推展基層社會服務時比較保守。唯疫情肆虐時不少確診者家庭反映政府服務熱線常常打不通，於是他們開始建立了一條電話專線，聆聽他們有什麼需要，並提供中西藥物或乾糧等疫下應急用品。他形容情況刻不容緩，許多送贈給莒光的消毒藥水、洗手液等物資未及登記已即轉手送出去。
基金會透過這個途徑，逐漸接觸至今逾500個亟需幫助的家庭，並吸納他們成為會員，在疫情後繼續提供社福服務，如為當區兒童及青少年補習、設計教育和康樂活動；過時過節也會透過WhatsApp群組通知民眾有福袋派，「我們的目標主要是家庭。住劏房的生活比較艱難，所以會度身設想派一些比較實惠的物品，如麵條、罐頭、米。除此之外還有日用品，冬天的禦寒衣物，或者向小朋友派發書包、玩具」。
曾醒明以往長年任職電視台公關，單是無綫電視40多年，離職前是企業傳訊部宣傳科副總監，也曾在友台任傳訊顧問等職位。人稱「公關王」、「拆彈專家」，除累積了豐富的危機處理經驗，更擁有廣闊的人際網絡，對於號召人力物力加入慈善行列可謂十分有利。
他表示，「因為以前工作的關係，認識了很多各行各業的朋友，有些是做消毒工作的，我們就跟他們說想為確診者家庭消毒，收多少錢？他說這些都是社會服務，收成本價......周遭都有很多朋友或廠商有物資，就會主動接觸我們捐贈。」不嫌量少，不辭勞苦瑣碎，曾和妻子很多時更落手落腳做運輸和包裝工。
由於與明星交好信任，他稱甚至會收到他們代言的商家派發物資給基層人士。「類似這樣的情況愈來愈多，因為他們知道物資真會送給有需要的家庭，幫到人就覺得很開心，又可以推廣產品、或者宣傳品牌，百利而無一害，所以他們都很樂於透過我們發放物資。」
藝人薛家燕又曾透過戲服拍賣籌得20萬，轉贈給莒光基金。後來曾醒明決定成立緊急援助基金，行動夠迅速，幫助遇到突發事故的家庭，例如曾資助貧困家庭疫下為嬰兒購買奶粉、幫助中風人士的家人解燃眉之急和幫補治療費，「每一筆撥款都要獲家燕姐同意」，確保用得其所。
區議會、關愛隊 多些人關心基層是好事
至於跟政府近年成立的關愛隊有否分工或讓路時，他則認為「各有各做，多些人關心他們都是一件好事。」翻查資料，關愛隊職能側重提供家居支援；莒光則投放不少資源到兒童和年輕人服務。
被問及有否跟資源不俗的關愛隊合併或合作的想法，曾坦言確有人查詢其工作計劃，他沒有太多思慮就決定繼續按自己的模式發展慈善服務。
他表示，基金活動除了曾獲早年區議會的個別活動撥款外，未有政府、賽馬會、華永會等大型機構的資助。新地區管治架構成立後，向區議會申請撥款支持基金活動的門路亦無法繼續。
只依靠民間力量，難以不斷舉辦規模龐大的活動，服務範疇也無可避免比較狹窄，但他深信「勿以善小而不為」，在其能力以內的服務都會做，「積少成多，點滴化為大愛」。
不惜工本 提升基層兒童自信心
他發現不少居住在劏房和公屋的小朋友自卑感強，故希望多舉辦活動，「讓他們覺得自己都是一個有用的人，令到他們贏在起跑線」。2024年曾醒明獲頒發愛心獎，一部分獎金捐贈給泰北的華文學校，另一部分則用於舉辦「全能勁SHOW」──為期四個月的免費藝術教育計劃。
他形容為「不惜工本」，邀請星級導師、租借專業排舞場地，透過歌唱、舞蹈、戲劇及口才等全方位訓練，激發青少年的信心和創造力，發掘他們潛藏的演藝才能。約有500名兒童及少年參與，經嚴格篩選，包括「凡無心繼續或不認真的，我們會請他們退出」。最後約40名能晋身錄歌曲、拍攝MV及參與成果發表大匯演，耗費的心力不少。
有家長就曾跟他反映，小朋友自從參與了這個計劃後，遇事不會獨自承受，願意跟家人和同學溝通，多些正能量。他自1977年創立莒光基金已近50年，感言「能夠可以維持這麼多年都是一個奇蹟！」
揾食艱難：在職貧窮不容忽視
社區組織協會數據顯示，截止2021年深水埗有高達4.4萬名劏房租客，數目排行全港第二（註2），一直都被視為較貧窮的地區，故曾醒明當初決定在這一區深耕細作，在舊式工廈設立服務中心，欲改善居民的處境。
「政府不是說建立簡樸房制度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很多人批評名大於實。其實羊毛出自羊身上，改善了居住空間，但他們又可否承擔得到呢？」
疫情後，不少店舖倒閉，政府也加大力度輸入外勞。曾醒明稱所接觸的家庭裏，不少經濟支柱均從事不穩定的藍領工作，如建築工人和餐飲業服務員，外勞輸入不免令他們「開工少咗」。
他觀察到許多店舖倒閉，都不外乎租金和人工成本高昂兩大主因。外勞相對成本低，容易取代本地人的崗位。「老闆增強競爭力，生意層面無錯，但無形中卻令很多家庭開工不足，收入減少，變相生活就困難些。」
他續指，「以前旺的時候可以開工20多至30天，現在一般來說每個月只有20天開工，昨天我們去探訪一個劏房戶，就因為紅雨無法開工。如果一家五口，他賺2萬元左右其實很濕碎，交6000多元租金，水電要獨立計，很多時候還要靠食物銀行補助，所以他見到我們派麵和罐頭很開心。」
另外，他提醒政府在社會福利決策上，要致力減低「一言堂」的印象，多接受善意、具建設性的批評，社會才會進步。例如簡約公屋政策就有不少人認為不長遠、成本也高，反而應集中資源加快興建公屋，減少輪候長龍，更能裨益市民。
電視行業不濟 反映經濟實況
回頭看自己的舊東主股價不復當年勇，也間接反映了香港經濟情形。曾醒明認為，跟八、九十年代的輝煌時期相比，電視台收視率日益下滑，多個串流平台興起，大眾娛樂選擇目不睱給地暴增，看電視的人愈來愈少，毋疑是一大原因。另外兩個電視台突出的藝人和電視節目也不多，整理環境競爭性不大。
但更重要的是廣告業務受到香港經濟跌宕影響，海外市場也逐漸萎縮，「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都有TVB節目」的情景不再。他形容現時電視台缺乏資源，「想做多點東西都無能為力」，導致只能依賴老本，不斷重複《中年好聲音》等選秀類型節目，「第三季都未消化完又開始第四季」，以及「照抄」內地的節目，「無可否認正在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