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煒舜教授把馮以浤老師撰寫的兩部著作《春華秋實——拔萃山上的往事》、《春風舊雨：回歸前香港教育論說長短篇》都帶到馮老師家。兩位手持著作、拍照留念，並把照片WhatsApp給我，讓我看看他們面對新書的喜悅之情。看起來，負責編輯此兩部書的陳煒舜，面對鏡頭，顯得更為開心呢。
陳煒舜一年以來的辛勞，可見成效，他把馮老師的作品梳理出秩序來，作品可觀性更高。他的任務如期完成，「飲得杯落」了。
事實上，很快就會有「飲宴」場面了。馮老師為他今年8月的90壽宴策劃多時，原定宴請400人的，因改了場地，人數被迫減半。馮老師興致仍是一般的好，就是有點傷腦筋，該請誰呢？他的好朋友多不勝數，大家都希望獲得邀請，可以在壽宴上見到馮老師。出席者皆可獲得馮老的兩部最新著作，該更開心了。
陳煒舜說：「此書的編纂最早是由我提出的，因此馮老師讓我擔任主編。現在能順利出版，的確樂見其成，也鬆了一口氣。希望這一類關於校史兼回憶錄的書籍日後陸續有來。」
葛賓校長回憶錄
馮老師寫「拔萃山上的往事」，有些文章，早已看過。就是沒看過他寫入讀男拔時，校長葛賓（Mr. Goodban）的故事。
馮老師這樣寫：「葛賓校長熱愛音樂，也是大提琴好手，因此自然會積極地在拔萃和香港教育界提倡音樂。他是1940年成立的香港學校音樂協會和1949年成立的香港學校音樂節的主要推手。它們在促進香港學生對音樂的興趣上起着巨大的作用。在他的影響之下，戰後大約有三分一拔萃學生加入了香港學校音樂協會。學生會員只須繳交年費兩元，便可以免費參加由協會在港大陸佑堂或拔萃大禮堂舉行的音樂會了。這些音樂會每年分別在港島和九龍舉行約六次，主要由香港的名家演出。我在拔萃先後經歷了三位校長。從小五到中五是葛校長，中六兩年是施校長，到回校任教時是郭校長。」
「他們三位都是極之關心和愛護學生的校長，都是我們身為教育工作者的典範。他們治校的理念和風格各有不同：葛校長的嚴謹、施校長的開明、郭校長的放任（laissez-faire），都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時代不同、人事迥異，管治的態度和方法自然有別。
葛賓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1911年3月13日生於倫敦，1934年畢業於牛津大學。在學時曾領導公教學生運動。我就讀拔萃的九年之中有七年由他當校長。經過七年的接觸，他留給我的印象既是一位精明冷靜、不茍言笑、令人敬畏的權威型校長，也是一位咬着煙斗、時刻在思考的學者。他任內（1938至1941年；1946至1955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復學校的元氣。這點他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馮老師大學畢業後，應當年的校長Mr. Lowcock（郭慎墀）之邀，返回母校任教。這時期，他的另一位同窗好友黃兆𠎀也到母校，教了幾年，隨後兩人返回港大工作。那些年，來到冬天，同學可穿藍色棉外套，黃兆傑則穿長身藍棉袍，很像五四文藝青年。他的穿着，當年成為校園一道亮麗風景。
《阰報》創辦
馮老師在學校創辦了《阰報》。就我所知，先後為校報寫稿的有湯顯明、周斯富、羅啟銳。而我的第一篇文章在《阰報》出現後、讓我有此想法：用墨水筆寫下來的文字，變成印在白報紙上的宋體字，特別有說服力。
《春華秋實》較《役己道人》平易近人
陳煒舜的序言寫得通透。他明白馮老師這些年為男拔萃所做的，已超越一般舊生對母校的貢獻了。其中又以與陳慕華博士合寫To Serve and To Lead : A History of the Diocesan Boys’School Hong Kong（《役己道人》）屬迎難而上、堅持到底，不成功、不罷休之作。
「與《役己道人》相比、《春華秋實》一書的文筆更為平易近人。如提及中二時因踢足球而與葛賓校長對峙、中四時驚豔於新教師郭慎墀的物理課、會考後在新校長施玉麒（Rev. George She）的勸說下升讀原校中六，這是以學生／校友的身作為敍事者，翠綠滿眼。」
我為《春風舊雨》寫的序言如下：
馮以浤老師精於棋藝，他棋下得那麼好，當然是因為他熱衷於此道。還有，他為人很有耐性、夠專注、懂得處理眼前一局，遂能下好每一步棋，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
來到書寫香港教育，一如下棋，他有此能耐，把每一段都記錄下來。香港的中小學教育怎樣從上世紀初一直走到今天這個局面，他顯得有條不紊，把它梳理清楚。
馮老師對學校該如何推動課外活動，更顯出他的識見。他是推動學校課外活動的先驅，自能現身說法，講出其中要義來。
馮老師20至30年前寫的教育隨筆，隔了那麼多年再看，道理仍在，論據一點不過時。我只是有點擔心，老師語重心長的話，到了今天，仍會有人聽得進去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