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有興是香港首位市政局華人主席、公民協會創辦人，公職生涯長達34年，見證了香港從戰後重建到80年代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時期。他在2022年以99歲高齡離世，今年3月，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世紀自述：香港首位華人市政局主席張有興》一書。
《世紀自述》通過參閱大量原始文獻及與張有興訪談等一手資料，重構了他在英屬圭亞那的早年生活和後來在香港的成長歲月，以及戰後回港積極投身社會的經歷；前半部為張有興的自述，後半部則為資深傳媒人張家偉和音樂歷史學家周光蓁二人共同撰寫的傳略。7月18日，兩位作者與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及顧問（公共行政學）張炳良教授暢談撰寫本書的過程。
晚年心願 出版自述
張家偉表示，張有興晚年心願就是出版自述，書中一半的內容是他耗費三至四年時間所撰寫的，記述了他從南美圭亞那回港從商和投身公眾服務的經歷。而他和周博士則從2018至2022年，由九個方面側寫張有興對香港的諸多貢獻。他主要負責政治、教育與房屋政策改革，周則負責文康、體育、藝術、公眾衛生以及小販政策，當中參考了張有興擔任市政局主席和立法局議員時的會議記錄。
他表示，在香港回歸前，市政局是立法局選舉前唯一一個有民意授權的機構，擁有頗大的自主權，由文化康樂、市井衛生都歸其管理。張有興在1981年獲選為香港首位華人市政局主席，成為市政局成立近百年來的標誌性轉變。
張家偉續指，張有興是二戰後香港發展的重要推手，就像百科全書一樣，關心的範圍可謂無所不包，稱得上是香港近幾十年來關注面最廣闊的公職人物。即使是現在大眾覺得很平常的海洋公園，其實都是源於張有興1959年提出建立海洋館的提議，後來賽馬會接手並在1970年代落成。
溫和的改革者
張家偉提到，自1957年起張有興擔任市政局議員。1970年3月局內十名民選議員因不滿要求擴大局方能力、增加民選議席的報告書，遲遲沒有得到政府的回應，令眾人意想不到的是，帶頭抗議的居然是溫文爾雅的張有興，反映出他是一個「溫和的改革支持者」，也有據理力爭和堅持自我的那一面。
張有興的信念是建立一個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Laws, Not of Men），因為這是基本的公民權利，他也以花盆和土壤來比喻，認為香港只有發展經濟是不足夠的，必須發展公民社會，積極推動政治改革。所以他也曾與同為議員的革新會主席貝納祺（Brook Antony Bernacchi）赴英遊說政府官員增加市政局民選議席。只可惜，英方表面上沒有拒絕請求，卻在內部報告上以輕蔑的態度指出議員並不能代表香港人，對現實的情況一無所知。
張家偉認為張有興雖在推動政治改革上十分積極，但他並非完全政治化的人物，他也着眼在民生議題上，並選擇緩慢、穩定地改革，適當時甚或妥協。張有興深信「民生無小事」，例如為木屋區居民爭取增設廁所而追問徙置事務處處長。另外他自60年代起一起爭取落實九年免費義務教育措施，當時許多學童完成小學課程後就被迫到工廠打工。為此，他甚至在市政局會議上直斥港英政府官員，是否想香港的小孩長大後都變成文盲？最終1978年成功爭取。「如今這項民眾覺得理所當然的事，當年是思想比較開明的人士努力爭取而來的結果。」
不止建議 更是行動者
同書另一作者周光蓁則表示，這個講座的主題「香港不是一天建成的」是他構思的，因為二人用螞蟻搬家的做法在翻查市政局的會議記錄時，發現幾乎每一頁都有張有興的發言，並且他遠遠不止於發言，之後也有實質的跟進行動，足以證明香港是由一片一片磚瓦堆砌而起，而每一片都與張有興息息相關。
例如，張有興1959年在會議上提出要建水族館，1977年香港便擁有了海洋公園；1961年他提出在維多利亞公園建一座太空館，1980年便有了香港太空館；1961年他提出要興建博覽中心，現在便有了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張有興從來不止嘴上說說，他不但是建議第一人，更是行動者」，他並列舉與張有興有關的香港基建還有：九龍公園、沙田馬場、高山劇場、香港演藝學院、各地區的大會堂、香港文化中心、香港藝術館。
周光蓁也提到，現在文娛中心的構思，讓一座大廈同時擁有街市、圖書館、演奏廳、羽毛球場等，都是出自張有興之手。張有興覺得，每年香港都要有藝術節，讓更多藝術家都有表演自己的機會，也讓香港民眾一起同樂。周認為這與其首任妻子著名女高音周寶靈相處有關。二人在1940年代因逃避戰亂而相識，戰後更北上觀察中國戰後的情況。
周又感慨道，每每與張有興吃飯，對方總是顧着分享往事而忘記吃飯，笑言自己和張家偉不敢動筷，今天卻沒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貢獻。
研究香港歷史 欠缺公眾人物回憶錄
張炳良教授說，張有興對香港固然貢獻良多，事實上，所有的社會制度都是與上一代人分不開的，「一代人做一代人，世代相傳下去」。他發現不少年輕人對本土歷史和回憶感興趣，繼而發掘史料和撰述，但多囿於當下的社會想像，「從前的香港可能無想像中有秩序」。即使第一手如會議紀錄也與歷史有一段距離，如果由親歷其境或構思的人去講解，對年輕人來說更有參考價值。現在正缺乏傳統的公眾人物撰寫回憶錄，他鼓勵這些人多撰寫。
他表示，自己對張有興的認識可分三個階段，一是60年代還是小學生的時候，時為民選市政局議員的張有興常常被媒體報道，適逢當時由其擔任主席的公民協會和革新會競爭激烈，留下了熱心公益的印象。第二階段，踏入80年代、香港進入了回歸的過渡期，他也開始熱心社會事務，從而有機會認識到張有興本人。當時張有興相約他飯聚，對張有興最大的印象如周光蓁一樣，「一張口便停不了」，恰恰反映了張有興關心每一件事的模樣。到了後期，張炳良時任行政會議成員，雖然張有興減少了參與公共事務，仍不時見到他的身影。
政治即服務
張炳良認為，張有興很能體現在上一輩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人那種Politics as a Service（政治即服務）的精神，相類今天世界對於Public Service（公共服務）的定調。他表示，張有興的座右銘——The service to humanity is the best work of life（服務人群是人生最崇高的工作），反映他們參政是為了服務，像公民協會、革新會是保守的改良派。到了張炳良一代則活躍於社會運動，但兩者都是很勇敢、有進取之處。
張教授指出早期香港市民的選舉權都有許多限制，例如學歷、職業、有否交稅等，選民數量高峰期也不過幾十萬人，而且投票率只有約兩成。如同其他英國海外殖民地，有一定民意代表的市政機構跟政府經常發生衝突，甚至會被政府輕蔑。
時任港督麥理浩1973年確立市政局負起公眾衞生和文康服務的角色，並向該局賦予財政自主權，但房屋政策不再屬於其管理。在諸多限制的環境下，張有興仍能勇於發言，可謂「突破性的進步」，相信是當時的市政局並沒有完全按傳統方式辦事，體制內有機會為公衆爭取權益。後來，民選議席增加，議員常常「犯規」、爭取不屬於自己範疇內的事情，最終令政府選擇收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