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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之道:中美核心競爭在第四次產業革命

從世界範圍看,「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主要集中在中美兩國。但總體一句話,如果要真正成為大國,我們一定要把追求國家利益,跟追求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

承接上文:〈中美之間不是誰打敗誰的問題〉(三之一)
〈中國如何抓住「特朗普機遇」? 〉(三之二)

接下來,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中美之間競爭的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中美兩國誰也打敗不了對方,但競爭不可避免。那麼,中美兩國競爭什麼?我認為,最主要的不是以往人們所強調的制度競爭,西方民主現在面臨一個十分困難的時期,特朗普政府不再對外推行美國式民主,對其他國家的壓力會減輕。

尤其是中國,這麼多年來,我們的制度已經顯示出其優越性來,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產生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中美制度本身競爭並不重要,但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則存在競爭關係。不過,我們不會向其他國家輸出我們的政治制度。中美競爭的關鍵也不是軍事競爭,因為中美都是核大國,不會輕易發生戰爭,即使在台灣問題上發生了衝突,也只可能是核威懾下的常規戰爭。

我認為,中美的核心競爭在「第四次產業革命」。

什麼是「第四次產業革命」?有一個流行的公式:(生物工程+人工智能)× 能源=「第四次產業革命」。生物工程關注人的身體健康長壽,人工智能關注人的大腦,而這兩者都需要大量的能源。美國方面已經在這方面布局。就「第四次產業革命」而言,世界範圍內存在幾種主要的模式。

用馬克思的語言來講,美國的經濟基礎、生產力沒有問題,主要是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出了問題。
(Wikimedia Commons)
 

第四次產業革命的主要模式

一、美國模式

特朗普上來以後,馬斯克推行的改革有兩條非常重要:第一是去監管,第二是分權。對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領域,美國的監管是最少的。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聯邦層面還沒有任何監管系統。拜登的時候有一個總統行政命令,但特朗普一上來就把它取消了。如果美國「去監管」,而中國、歐洲、印度或者其他國家不「去監管」,那麼很多技術都會跑到美國去。分權是指將權力下放給州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美國社會的活力從來不是來自於政府,而是來自於資本和企業。

總體上看,如果用馬克思的語言來講,美國的經濟基礎、生產力沒有問題,主要是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出了問題。美國在調整,但調整需要革命性的變動。不管如何,就「第四次工業革命」而言,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完全以發展為導向的模式。

二、歐洲模式

這個模式如果不加以變革,就沒有希望。歐洲在互聯網、人工智能領域處於落後的地位。我一個歐洲朋友拿到了歐盟一個研究人工智能的項目,我問是研究哪一方面,答說是研究人工智能倫理的;我說歐洲人工智能都還沒有發展起來,就去研究人工智能倫理了,這就是歐洲現在這麼落後的根源。這種做法就像是小孩還沒生下來,就規定小孩一定要長成什麼樣,結果小孩生都生不下來。

三、全面開放 有效管理 模式

以亞洲的新加坡和越南為代表。這些國家經濟體量較小,很難主導人工智能等技術,但她們通過「全面開放,有效管理」的方法,努力抓住這個發展機遇。無論是新加坡還是越南,政府都允許西方各種社交媒體自由進入。不過,她們的管理也很有效,也沒出過大事。

低空經濟目前的應用場景可能還很少,比如用無人機送個咖啡等,意義並不大。(Shutterstock)
 

四、中國模式

也可以稱之為「監管過度,發展不足」。我們並不是不開放,而是有限開放,但管理表現為是無限的。這導致了「監管過度,發展不足」的局面。有很多證據表明,中國因為監管過度,很多技術難以轉化成經濟活動,經濟活動落不了地。

大家都注意到我們現在經濟增長面臨一些問題,比如增長乏力,但同時又很「內捲」。內捲就是增量經濟太少,而大家都去競爭存量經濟,比如說最近的低空經濟。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很多地方政府都想搞低空經濟,大家一哄而上。低空經濟本身並不是新鮮事物,很多其他國家早就有了,只是中國以前政策不允許。現在政府允許了,這一行業就出來了,但低空經濟目前的應用場景可能還很少,比如用無人機送個咖啡等,意義並不大。

發展增量經濟的有效產業

一、發展私家船

我們最近一直在提倡發展私家船。我們能不能把私家船,比如遊艇產業發展起來呢?我們有那麼長的海岸線,從渤海、黃海、東海和南海到印度洋,但我們的遊艇產業在哪裏?深圳兩千多萬人口,只有幾百條私家船。

遊艇經濟是個巨大的產業,我們國家已經提出了要建設海洋強國,廣東省也提了要建海洋強省。但我們理解的海洋大國、或者海洋強省,比較狹隘,主要集中在海洋資源開採、搞海洋牧場和養魚養蝦等。

歷史地看,今天的私家船產業還不如明朝強大。明朝的鄭和下西洋船隊是「國家隊」,而東南沿海所謂的倭寇其實很多是我們中國人,是浙江和福建一帶的漁民,當然也有一部分日本人,這些人開着船到沖繩、到日本。如果我們十年二十年以後,私家船發展起來了,老百姓開着私家船到東南亞諸國、非洲,那個時候才會是海洋強國。

二、發展生物醫藥

再比如生物醫藥。中國以前主要是仿製藥,但最近這些年,世界上20%左右的創新藥來自中國企業。但我們的創新藥產業發展面臨三個方面的制約:第一,沒有足夠的風險投資,因為研製新藥需要大量資金;第二,審批時間太長,國家藥管部門人手少,機構小,忙不過來,專業水平也可能參差不齊,一種新藥申請幾年都下不來;第三,新藥一上市,醫保系統壓價,價格上不去,企業家沒有利潤。

在這幾種因素影響下,新藥自然就跑了。去年年底就有兩款中國的創新藥,被美國公司以幾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一到美國,其市場價值變成上千億。等美國生產出來之後,我們又要用高價買。這是何苦呢?廣州、深圳、上海的幹細胞治療,地下市場非常紅火,價格也很高,但為什麼不能在陽光下光明正大地發展呢?

如果意識到遊戲產業對訊息生產的重要性,我們對遊戲產業過度監管的情況就會改變。(Shutterstock)
 

三、發展遊戲產業

遊戲對青少年有影響,老年人也會沉迷遊戲,這些都需要管,就是監管。但是,人們不能忘記了,遊戲是通往新技術的路徑。英偉達為什麼能做得那麼好?它就是做遊戲顯卡出身的。遊戲產生的數據,對人工智能發展非常重要。

美國現在的人工智能技術,已經把人類產生的知識的總和都收集得差不多了,以後要產生新的訊息,即所謂的合成數據,例如人跟機器打遊戲產生的數據,或者兩個AlphaGo互相下棋產生的數據。如果意識到遊戲產業對訊息生產的重要性,我們過度監管遊戲產業的情況就會改變。

四、互聯網開放

互聯網也不夠開放。互聯網開放很重要,為什麼?因為數據很重要。人工智能需要「餵料」,就是訊息。近代以來,大多數好的科學工程論文,都是用英文寫的,包括我們中國科學家、工程師的好成果也多用英文發表。所以我們要開放,讓這些好的「餵料」進來。即使內部開放也不夠。

現在很多企業,尤其是在深圳的一些創新企業,因為各種限制,有的已經跑到杭州、成都去了,在國內打游擊戰。也就是說,在這方面,長三角就比珠三角做得好一些。

五、發展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這一塊更是重要。美國矽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獨角獸科技企業,其創始人是一代或二代移民,很多是華人。中國培養了很多人工智能專家,但很多流失到美國。如果我們自己監管過度,他們找不到足夠的發展空間,他們肯定會流失到國外能夠找到發展空間的地方。

我們值得慶祝的是,從PC互聯網時代到移動互聯網時代,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時代,基本上世界範圍內都只集中在中美兩家。所以,美國現在非常明確,只要把中國打壓下去,她就沒有任何競爭對手了。

第一、二、三次工業革命是非常分散的,分布在各個國家。在1980年代,美國還受到日本、德國、法國的挑戰,但今天的第四次產業革命則不同,呈現出高度集中的趨勢,即主要集中在中美兩國。如果把中國打壓下去了,美國就可以處於主導甚至壟斷地位。所以,今天美國所進行的去監管和分權,是需要我們學習的。實際上,學習你的「敵人」永遠不會錯。

中美之間合作的空間是非常大的,因為中美兩國經濟之間互補性非常強。(Shutterstock)
 

開放基礎上 跟美國成大交易

從世界範圍看,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主要集中在中美兩國。但在中美兩國內部看,也是高度集中的。美國主要有兩塊,一塊是從加州矽谷到德克薩斯的狹長地帶,美國人稱之為「新浮士德文明」地帶;另一個是東北角,從波士頓到紐約。

中國表面上是三塊,實際上也是兩塊:一塊是粵港澳大灣區三大中心城市即香港、深圳、廣州(香港人工智能的基礎科研能力非常好);另一塊是長三角,從蘇州、上海到杭州。北京地區統計數字看起來很大,因為高校多、科研院所多,北京的基礎科研非常強,但應用方面還是要放到珠三角或長三角。

從這個角度來說,深圳、香港非常重要。

下一步,除了國內體制機制需要調整和開放,對外交往需要更加開放。通過這些年的摸索,我們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三個層面的開放體系:

  1. 包容性多邊主義。比如一帶一路倡議,非常重要。美國也搞多邊主義,但美國是排他性的多邊主義,是專門針對第三國的。特朗普上來後不搞這種排他性的「團團夥夥」了。

  2. 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制度性開放。這點與我們很相關,我們可以跟香港的規則規制對接。

  3. 是自主的單邊的開放。

這三個層面的開放都非常重要。我個人覺得,我們下一個階段,最重要的就是在這樣的開放環境中跟美國處理好關係。或者說,在開放的基礎之上,和美國達成一個「大交易」是可能的。這個大交易包括:

一、要重塑國際經濟秩序

美國需要,中國也需要。大家永遠不要想中國如何要去打敗美國,或者恐懼於美國會打敗我們,這些都是幻想,兩個國家都不要有這種幻想,而是要實事求是地處理兩國的關係。中美之間合作的空間是非常大的,因為中美兩國經濟之間互補性非常強。要重塑國際經濟秩序,美國不像二戰以後那樣有絕對實力了,如果沒有中國的合作,她什麼也做不了。同樣,如果美國處處給我們使絆子,我們也做不了。基於這一點,這次日內瓦的一些共識非常重要,尤其是建立雙方的對話機制。

二、要考慮解決台灣問題

我們還要考慮解決台灣問題。可以利用「特朗普機遇」,他對傳統地緣政治不感興趣,一切都是為了利益交換。我們解決台灣問題,不見得一定要用戰爭。戰爭是其中一個選項,並且這個選項的成本是最高的。解決台灣問題,我們有很多選項,比如社會融合、經貿合作、單方面開放等。台灣是跑不掉的,無論她怎麼做都跑不掉,但也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所以我們要不斷爭取機會。

三、國際層面開源式的現代化

在國際層面,大國要有大國的責任。我們不像西方那樣,自己發達了,就抽掉爬上去的梯子,不讓其他國家獲得發展權利。我們自己發展起來了,還要幫助其他國家發展。最近我也提出一個新概念,即「開源式的現代化」。我們的現代化經驗要開放給其他國家,但不要強加給其他國家,而是允許其他國家來學習、借鑒和修正,找到符合他們自己文明、文化、國情的現代化方式。

總體一句話,如果要真正成為大國,我們一定要把追求國家利益,跟追求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光追求國家利益成不了大國。我們現在有很好的趨勢,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大學的角色就很重要。

一個大國能不能成為大國,國民的素質很重要。以前東亞「四小龍」時期,台灣是多麼的國際化,但現在的台灣人只看着幾張選票,毫無國際視野。美國為什麼會選出特朗普?就是因為大多數國會議員可能連護照都沒有,總覺得美國就是世界,不用去看世界,這樣時間久了,國家就落後了。

世界每天都在發生變化,並且是很大的變化。我們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是非常具有國際觀的。沒有國際觀的國民,成不了世界大國的國民,所以,國際化的教育非常重要。我們不希望我們培養出來的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或者民粹主義者,而是要培養真正具有國際世界觀的,能夠支撐一個大國的公民。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