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主題關乎中美關係。中美兩國，作為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兩個國家未來如何相處？這不僅關係到兩個主權國家，更是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不僅包括中美兩國人民，更包括世界各國民眾的生活。
圍繞着中美關係這個議題，近來我幾乎每周都在四處考察。無論是在我老家長三角地區，還是我現在的工作地點珠三角地區，都能感受到中美關係對企業和就業的巨大影響，甚至是對大學之間的人文交流也在產生很大的影響。藉此機會，今天想討論的是中美關係到底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新格局。
爭論誰輸誰贏解決不了問題
大家知道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關於所謂「對等關稅」的行政令，中國是第一個、也是迄今唯一一個立刻推出反制的國家。之後，兩國之間的關稅愈加愈高。中國對美國的反制加到了一個很高的比例，而美國在有些領域對中國的關稅甚至達到300%以上。在今年3月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期間，儘管當時對等關稅還沒有開始，但很多人已預期到會出現這場「關稅戰爭」。在回答記者的問題的時候，我曾提到，根據我對中國企業的調查，關稅超過60-70%就很難做生意了。
所以，關稅加到100%、500%甚至1000%，實際上意義不大，超過一個界限，「關稅戰爭」就成了一個數字遊戲。在這麼高關稅的情況下，兩個國家實際上處於一種互相禁運的狀態，沒法做生意。這也導向了日後所看到的5月10日至11日的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
這次會談還是達成了很多共識的。但人們對於這些共識有不同的解讀，這一點從各大媒體所使用的標題就能反映出來。特朗普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說，如果美國不跟中國談協議，中國經濟早就崩潰了。主持人問他，是我們崩潰還是他們崩潰？特朗普認為是中國要崩潰，不是美國要崩潰，而主持人則相反。
這代表了美國國內典型的分裂看法。很多西方主流媒體稱為「特朗普向中國投降」。《紐約時報》發文說，「中美貿易休戰突顯特朗普關稅策略局限性」；《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說，「特朗普敗了，更像是投降」；德國媒體說，「中美關稅談判，特朗普遠非中國的對手」；法國媒體說，「貿易戰中中國是如何讓特朗普屈服的？」──諸如此類的標題充斥着這幾天的西方媒體。簡單說，西方媒體普遍認為，對這場「關稅戰爭」，中國準備了好幾年，而特朗普則略顯倉促。倒是美國前財長薩默斯比較能夠代表企業界和商界的聲音，說：「顯然特朗普先退一步，雖然尷尬但有用。」
商界對日內瓦經貿會談一片叫好。我一些在深圳做美國生意的朋友說，會談一結束，美國方面就打電話來，說要趕緊開工。此前，深圳有些工廠因為沒有了美國的訂單，已經停工了，而現在接到了通知，貨物要盡快趕在90天內出貨，因為90天後又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在美國方面，商界出現了比較理性的聲音，認為如果特朗普能和中國談好，中美關係就會對美國經濟產生積極影響。
中國的媒體反應也有類似的地方。由於美國對我們加徵的關稅比例和我們反制的比例不同，有觀點認為中國吃了虧。但也有很多聲音認為我們贏了，特朗普失敗了。
個人覺得，如果僅僅圍繞着「誰輸誰贏、誰贏多誰贏少」這種小格局的爭論，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問題都是過去數十年「超級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的產物。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很多國家，尤其是中美的合作才能得到緩解和解決。
這要求人們從更高的層面來看待這些問題和中美關係。很多人擔心，如果在中國或美國民間的各種情緒失控，決策者會很難辦。但我覺得，情況還好，目前特朗普經貿團隊裏面的這些人還是比較務實和理性的。中國方面更是十分理性，儘管民粹主義聲音比較大，但影響不了決策者。
日內瓦會談的核心
5月12號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的聲明中，人們經常忽視前面幾句話，但這幾句話非常重要，是核心、也是格局：
雙方都認識到雙邊經貿關係對兩國和全球經濟的重要性；
認識到可持續的、長期的、互利的雙邊貿易關係的重要性；
基於雙方坦誠的討論，相信持續的協商有助於解決雙方對經貿關係的問題；
本着相互開放、持續溝通合作和相互尊重的精神，繼續推進相關工作。
這次談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雙方建立了一個互相聯繫的機制（contact person/channel），這非常重要。在奧巴馬時期，中美兩國之間有很多溝通機制，但這些機制大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時中斷了，導致雙方找不到合適的對話人。中美兩大國沒有對話和溝通機制是非常危險的，所以就未來看，這次建立的聯繫機制非常重要。
中方代表團由副總理領導，去日內瓦之前所發出的目標訊息基本上都實現了，達到了我們的目的，但要達成協議並不容易。回顧特朗普第一任期，當時中方代表團也是由副總理級別的官員負責和美方談判，經歷了好幾次反覆才達成。
我個人認為，作為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反制特朗普對等關稅的國家，中國此舉是非常正確的。美國外交有句話，「不在餐桌旁，就在菜單上」（“You are either at the table, or on the menu”）。如果中國不反制，今天可能就在「菜單」上任人宰割了。而今天，我們不僅在「餐桌」上，而且還佔了好位置，因為很多國家會支持我們這樣做。
日內瓦達成的這些共識非常不容易，至少從民間的反映來看如此。在談判開始前，中美媒體上圍繞着「誰邀請誰？」的問題而爭吵，這反映了強烈的民粹情緒，但客觀地說，日內瓦談判中美雙方都有需求。去年中國向美國出口了5000多億美元的商品，這至少說明三個問題：
第一，中美兩國經濟的互相依賴程度遠高於我們所想像的，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現在有八年了，依然有如此大的貿易額。
第二，從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的所謂的美國「再工業化」並不成功，否則不會需要那麼多的進口貿易。
第三，美國所謂的「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也並未完全成功，否則也不會從中國直接進口5000多億美元的商品。中美之間的關係，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
美國這個經濟體很有意思，它是最富裕的經濟體，但依賴大量的進口。如果那麼多中國商品進不來，美國就會出現短缺。媒體前段時期報道，美國雞蛋漲到一美元一個，甚至有些毒品走私犯都去走私雞蛋了，因為走私雞蛋變得更賺錢。
美國作為一個富裕的經濟體，因為不生產很多東西，反而成為了「短缺經濟」。道理很簡單，美國80年代以來，都不生產很多中低端技術產品，一旦外部供應出問題，馬上就面臨短缺，老百姓的生活就會受到很大影響。
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經濟韌性更強。中國的問題是，這5000多億美元的貨物如果美國不要，能不能找到其他市場？所以人們看到，在這段時間，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少了，但對東南亞國家的出口多了。當然我們還需要擴大內需。美國是「短缺經濟」，我們是「過剩經濟」。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韌性更強。
但我們必須承認，特朗普對等關稅對我們的衝擊是實實在在的，尤其是對出口導向的省份影響大，包括廣東、浙江、江蘇和上海。所以，雙方的領導者都是考慮到現實的需要的，不過應當強調，這個協議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還會有一個很長的過程。美國財長也說了，中美之間能花兩三年時間達成一個協議就不錯了。
世界的兩個秩序在解體
那麼，下一步，怎麼走？我們如何理性地追求國家利益？
要理性地追求國家利益，一個首要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認識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到底怎麼樣的，世界到底在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又如何來重建這個世界。簡單地說，現存世界的兩個秩序在解體。
（白宮Flickr）
二戰後以聯合國體系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解體
這個體系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還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協議，例如巴黎氣候協議。國際秩序可以分為國際經濟秩序（IMF、世界銀行等）和國際政治秩序。
二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確立是為了實現凱恩斯所設想的兩個均衡，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內部均衡表現為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外部均衡表現為國家間貿易的均衡。
在很長時間里，西方通過所謂的「嵌入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而實現了這兩個均衡。這個秩序也為國際政治秩序提供了基礎，儘管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對立，但聯合國體系在協調國家間關係，尤其在制約大國行為方面，還是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特朗普一上台，美國就退出多個聯合國機構和協議，如巴黎氣候協議、世界衛生組織等。從經驗看，聯合國體系現在已經不怎麼發生作用了。在俄烏戰爭、以巴衝突和人道主義危機等方面，聯合國幾乎發揮不了任何作用。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聯合國的作用已經非常有限，開會往往只是各國領導人或者代表發表一通演講。聯合國已經沒有能力解決重大的實際問題，或者說它已經與現實不太相關了。當然，我們依然是聯合國體系及其基於這個體系之上的國際秩序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這也可以理解，因為儘管這個體系已經很弱，甚至處於解體狀態，但是除了聯合國秩序之外，目前還沒有出現一個能替代它的新秩序。所以，我們還需要用各種方式來支持它，很多國家還需要這個平台。
自由國際秩序的解體
這個秩序是建立在美國的盟友體系之上的。現在特朗普說美國不想當「盟主」了。在美國的聯盟體系內，聯盟國要想美國交保護費。現在特朗普認為，歐盟、日本、韓國等聯盟國家交的保護費不夠，美國不願意再繼續當冤大頭，因此特朗普要求他們提高軍費，要獨立自主，不能依賴美國為他們提供安全保護，所以西方普遍認為，自由國際秩序也在解體過程之中。
那麼，這兩個秩序為什麼會解體？我個人覺得主要是美國自身的問題。這裏有諸多因素。
一、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興起
1980年代，美國發生了列根革命，英國發生了戴卓爾革命，這兩場同時在大西洋兩岸發生的革命人們統稱為「新自由主義革命」。這場革命導致了後來三、四十年的超級全球化。
全球化創造了巨大財富，但也導致了很多問題。英國和美國犯了一個大錯誤。英國當時的改革主要是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去監管化。金融業當時非常賺錢，英國就把整個國家的重點轉向了金融業，而放棄了製造業。儘管這樣做為英國換來了一個強大的倫敦金融城，但英國製造業的流失導致了很多問題。去工業化導致了就業減少、稅收減少，整個國家就衰落。後來蘇聯解體之後，歐盟擴張，東歐的廉價勞動力湧入英國，加劇了英國的經濟問題，最終導致了英國的脫歐。
美國稍微好一點，但問題的本質類似。美國的高端製造業還在，但放棄了中低端製造業。舉個例子，二戰以後福特汽車在美國生產，創造了就業和稅收，同時也塑造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到列根革命以前，美國中產階層一度達到70%的頂峰。因此，當時的社會結構非常穩定。即使在60年代有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總統被刺殺，但因為有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美國的社會結構是穩定的。
共和黨和民主黨無論誰執政，都必須照顧到這70%的中產的利益。以前美國約有40%的中間選民沒有明確的政治立場，投票率也比較低。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共識較高。但現在，投票率出奇地高，這說明社會信任度下降，中間階層消失了，社會高度分化，大家誰也不相信誰，只相信自己手中的選票。
美國從二戰之後一個什麼都製造的國家，變成80年代之後中低端什麼都不生產的國家，這是一個去工業化的過程。美國的中產階級也從列根革命開始萎縮，到今天不到50%，有的估算甚至只有40%左右。中產階層從70%下降到50%以下，對任何一個社會都是難以承受的。
中國是從窮到富，大家有耐心等待；而從富裕到相對貧困，就很難接受了。奧巴馬執政八年，美國中產階層每年以一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這就為特朗普的崛起提供了深刻的社會基礎。當時，有人稱特朗普的當選是「美國白人的公投」。
那麼，為什麼中產階層會萎縮？以前「福特模式」是將工人階層轉化為中產階級，而現在的「iPhone模式」則很不一樣。iPhone的技術是美國的，但生產在外國，美國本土沒有因此增加大量就業和稅收。再者，出產iPhone所產生的大量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科技巨頭手中。中產萎縮、收入差異、社會分化導致了民粹主義政治的崛起。這是經濟方面的原因。
二、自由國際秩序的過度擴張
第二個因素是冷戰結束以後，西方所謂的「自由國際秩序」的過度擴張。冷戰時，自由國際秩序的核心是美國及其盟友，針對的是蘇聯集團。蘇聯解體後，這個秩序不僅沒有調整，反而大舉擴張。歐盟大擴張，北約隨之東擴。要維持一個自由的國際秩序，那麼就需要一個不自由的國際秩序作為自己的對立面。冷戰期間，這個對立面是蘇聯；蘇聯解體後，美國開始將中國視為新的潛在對手。
在我90年到普林斯頓大學留學時，他們就開始討論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但當時的中國還很窮，還沒有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所觸發的大規模的改革，很多落後的農村地方還停留在飯都吃不飽的狀態，中國哪有什麼威脅。但這種論調就是以其自身的邏輯形成的。
從小布殊政府的新保守主義開始，美國的目標就是把中國塑造成敵人。後來發生了9-11事件，中美之間在反恐問題上有了一些共同利益。但到了奧巴馬時期，美國又開始「重返亞太」（Pivot to Asia），將注意力轉移到針對中國。特朗普第一任期間則提出了「印太戰略」，主要是針對中國的。
如何應付美國針對中國的結盟行為？我們國內也有一些學者主張中國也要以結盟的方式來應對。但中央的不結盟決策非常正確。如果中國也像美國那樣去搞結盟，那中美就真的成了對手。中國堅持不結盟，只搞戰略夥伴關係，這使得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對其他國家不發生作用，因為這些國家並沒有感到中國的威脅。可以說，正是因為中國沒有對其他國家構成任何威脅，這些國家才不想向美國繳保護費，才導致所謂的自由國家秩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俄烏衝突的爆發，在某種程度上對中國來說也是一個轉機。美國之前企圖從中東的阿富汗撤出，減少對北約的投入，想集中精力對付中國。普京的行動打亂了美國的部署，將西方注意力重新吸引到了歐洲。
封建化的世界
那麼，經歷了那麼多的變化之後，現在的世界是什麼樣的呢？我們老是講中美關係，似乎這個世界只有中美關係。在一定程度上，這不可避免，因為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不僅影響到中美兩國，而且會影響到全世界。但實際上，現在的世界非常複雜，人們必須超越中美關係來看國際關係。
很多人說這個世界是「多極化」的，這是理想層面。我想，除了美國，可能所有國家都會追求多極化。從經驗看也是如此，日本、歐洲大國都一直在追求多元化。
但我個人則想用另一個概念，即「封建化」或者叫「碎片化」（fragmentation）。今天的美國就像類似像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周天子，強大的時候還能控制局面，但現在衰落了，控制不住了，造成了一個群雄崛起、群雄逐鹿的局面。各個區域大國都想在舊秩序的廢墟上，構建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國際秩序，甚至是全球性的秩序。我們可以來看看各大國的行為。
俄羅斯
俄烏戰爭是北約東擴的直接結果。從前的蘇聯非常強大，之後的俄羅斯很難與蘇聯相比。北約的東擴確實直接到了俄羅斯的「後院」，對俄羅斯構成了直接的威脅，所以普京採取了行動。普京的目的很清楚，俄烏戰爭不見得能構建一個像蘇聯那麼大的帝國，但至少構建一個小蘇聯是有可能的，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俄羅斯所認知的國家安全。
土耳其
近代以來，土耳其的現代化走的是世俗化路線，但現任總統埃爾多安上台之後反其道而行之，推行「再宗教化」。他想建立一個泛突厥聯盟，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動作，野心不小，企圖恢復奧斯曼帝國的榮光時刻。一個再宗教化的土耳其的崛起，對中國西北邊疆可能構成更大的壓力，前些年新疆的一些宗教極端分子曾在土耳其得到資助和訓練。
印度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印度是所有發展中國家裏野心最大的一個。在國際層面，印度想取代俄羅斯，搞中美印大三角，這也是符合美國的設想的，因為美國也想拉攏印度構建所謂的「印太戰略」。在全球南方層面，印度也想搞中俄印小三角。
印度以全球南方代表自居，每年召開沒有中國的全球南方論壇。中印之間爆發過邊境衝突，1962年中國打贏了，之後印度一直在塑造對華的民族主義敘事。近期印巴衝突中，世界普遍認為巴基斯坦贏了，西方和印度很多政治力量把這場衝突看成是中國的「代理人戰爭」，因為巴基斯坦使用了中國武器系統。從經驗看，這在加深印度對中國的仇恨。但確實人們不能小看印度，它的人口已經超過我們，有巨大的人口紅利可以釋放，印度也有一定的技術水平（尤其在理工領域)，並且印度與西方世界打交道的能力也很強。
印尼
東盟的印尼也在崛起。印尼一直是東盟的「老大」。1997年蘇哈托下台前印尼是東盟的天然領袖，蘇哈托下台之後，印尼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動蕩。但這些年政局穩定，發展很快，也是人口最多的東南亞國家。前任總統佐科威出身底層，比較務實，促進了印尼的穩健發展，並且對華關係處理得不錯，高鐵等基礎設施建設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現任總統普拉博沃具有軍方背景，格局很高，他出台了「印尼2045」願景規劃，雄心勃勃。印尼的發展需要中國，但如果真正崛起了以後，形勢也有變化的可能，中印關係的歷史經驗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但不管如何，正因為國際關係的這種「封建化」，世界各地問題頻發。俄烏戰爭已經進入第四年，巴以衝突正在大規模進行，印巴衝突只是暫時停火，未來的發展仍未可知。最近，新當選的羅馬天主教教皇良十四世說，我們正在面臨一場「分散的、零碎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其實這話很有道理。
算一下，捲入各種衝突的國家已經很多了，如果加總起來，儼然就是一場世界大戰了。並且，世界還存在着更多的衝突點，尤其是亞洲，我們和印度之間有邊界糾紛；朝鮮半島、南海、台灣，都有風險，隨時可能附上台面。所以，如果說多極化不可避免，但多極化並沒有穩定下來，更多地表現為「封建化」，整個國際格局很不穩定，各種衝突爆發的風險非常大。
大國敗於內 而非亡於外
舊秩序何去何從，新秩序從何而來？我個人覺得，儘管其他國家都會有動作，但是作為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的中美兩國的關係最為重要。中美兩國是世界秩序的兩個支柱，都非常重要。
跟現在很多公眾討論相反，中美這兩個大國所面臨的問題不是「誰打敗誰」的問題。美國有一大幫人說一定要打敗中國，中國也有一大幫人說一定要打敗美國。不過，從歷史上看，從來沒有一個大國打敗另一個大國的案例；大國的失敗，大部分都是自己打敗自己。
清朝王朝是八國聯軍打敗的，還是自己打敗自己的？我認為是滿清王朝面臨危機而無能改革，不進步所造成的。國家弱，就要被其他強國欺負，這是普遍真理。再者，蘇聯是美國打敗的嗎？美國吹噓說是列根打敗了蘇聯，但這是吹牛。蘇聯不是被美國打敗的，完全是蘇聯自己殺死了自己。
儘管外部力量可以在一個國家的失敗過程中加速其衰敗，但它並不是決定性因素。即便美國有人希望要打敗中國，或者中國有人希望打敗美國，國家失敗的原因最終都是自己打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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