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倫敦深造

孫中山1896年的「倫敦蒙難」，和之後在霧都短住的八個月，是他一生中頗關鍵的時刻。他利用這大半年的時間，有幸能在多個優質環境下研習、自修深造，如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和它的圖書室（即今日大英圖書館 British Library 的前身）、格雷法律學院（Gray’s Inn）的圖書館、幽雅的格雷學院宿舍住處、與康德黎和孟生兩位醫生老師的交流等等。孫經常拜訪康氏夫婦，與他倆共膳、或到教堂守禮拜，而住在附近的孟生亦是康宅常客。有學者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完成於（此時的）倫敦」，是言過其實，筆者絕不苟同。

孫中山的青少年學歷

孫文五歲時（文是原名、中山和逸仙是別名），他十七歲的胞兄孫眉（S. Ahmi）隨舅父楊文納往夏威夷謀生，他勤奮工作積蓄了小本錢，然後經商致富，在檀香山（Honolulu City）和茂宜島（Maui）擁有或合資多個物業，如幾間商店、農田、和茂宜島的大牧場和孫宅，在華人圈子中有「茂宜王」之美譽。

事業有成的孫眉，遂悉心培育他唯一的胞弟，孫文九歲在鄉下（香山翠亨村）讀私塾 ，然後十二歲往夏威夷，先入讀在檀香山聖公會辦的 Iolani 寄宿學校，中五後轉讀公理宗（Congregational Church）辦的 Oahu College，修讀大學預科課程，未讀完便返華。Oahu College 在1934年改為現名 Punahou School，美國總統奧巴馬便曾在此校就讀。維基文庫的資料錯漏頗多，尤其是以大陸書作為文獻的。

孫文返華後，先入讀香港聖公會的 Diocesan Home 拔萃書室（今日的拔萃男書院），數月後轉讀官立中央書院（皇仁書院前身），預科畢業後考入廣州博濟醫院附屬的南華醫校 （美國公理會辦，現為中山醫科大學的一部分），一年後，轉讀在香港剛成立的雅麗氏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附屬「華人西醫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此乃香港大學醫學院前身，現稱李嘉誠醫學院。

五年後，孫文以優異成績並經過實習，成為該學院的首屆（1892年）兩名畢業生之一，獲「執業學位醫生（licentiate in medicine and surgery）」資格，成為堂堂正正的孫逸仙醫生（Dr. Sun Yat-Sen）。孫十七歲時（1887年）以「日新」為教名，與好友陸皓東一同在香港的綱紀慎會教堂（即是 Congregational Church）受洗入基督教，逸仙是他廿歲時，依廣府話諧音改的，亦是他常用的英文名。與孫同屆畢業的是江英華，他們的結業成績表如圖：

西醫書院是由何啟醫生（1859－1914，他亦是執業大律師）為紀念亡妻雅麗氏，在1884年出資興建的，首屆院長是孟生，並由何、孟、康等人執教鞭。何孟康三人皆英國鴨巴甸大學醫學院（在蘇格蘭）的前後校友，三人均有英國爵士（Sir）勳銜，而啟德機場便是以何啟和區德（二人乃姻親和商業伙伴關係）命名的。

孟生（Dr. Patrick Manson，1844－1922，亦有譯作白文信或萬巴德，港大白文信樓便是以他命名）乃英國知名內科醫生，1866年到1880年間受清廷之聘，先後在台灣和廈門工作，1883年到香港行醫，並在1886年成立香港「牛奶公司」，1887年成為西醫書院首任院長，1890年返回英國繼續行醫，隨即被委任為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的醫學顧問，1899年創立倫敦熱帶醫學校（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成為該專科在歐美的頂級培訓和研究機構，他的《熱帶疾病》（Tropical Diseases）是此專科醫生必備的參考書，他曾出任熱帶醫學會會長，被稱為「熱帶醫學之父」。

康德黎（Dr. James Cantlie，1851－1926）是英國知名外科醫生，救傷醫學（First Aid）的倡導先驅，亦在熱帶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建樹良多。1883年他參與英軍在埃及的自願軍醫團隊，1886年被聘為倫敦 Charing Cross 醫院外科手術醫生，1888年到香港行醫、並協助何啟建立西醫書院，成為它的第二屆院長，亦是孫文的導師和摯友。

康氏1896年返回英國繼續行醫，1899年協助孟生建立倫敦熱帶醫學校，1907年與寄生生物學家 G. C. Low 創立熱帶醫學與衛生學會（Royal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孟生擔任首屆會長。康氏在華時間雖只八年，但他對中國的關注和感情是深厚的，他便在1912年與 C. S. Jones 合著 “Sun Yat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譯名是「孫逸仙與中國的覺醒」，由 Jarrold & Sons 公司出版）。

孫文在西醫書院畢業後，決定先到廣州和澳門行醫，兩年後（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他便毅然棄醫從戎救國，踏上武裝起義的不歸路。他先在夏威夷成立興中會，一年後（1895年）在廣州發動他首次的起義，事敗後又一年，輾轉經澳門、香港、日本、夏威夷、美國，在1896年9月30日到達英國，11天後被清使館非法囚禁了12日，經康、孟兩醫生的奔走，致令英國外交部插手處理，最終逼使清使館放人（見筆者前文〈孫中山被困倫敦砵蘭街〉，灼見名家2025年5月22日）。

之後，孫文在倫敦逗留多八個月，主要目的是自修、充實自己。他在鄉下的私塾 、在夏威夷和香港的中小學、和大專的西醫書院學歷中，在當時課堂中所接觸到的人文學科知識，如歷史（中國和西方）、社會制度、政治思想、經濟理論等等，是非常有限的，相信此際三十一歲的他絕對明白，要領導一場革命推翻清王朝，單是武裝起義是不夠的，更必須有紮實的思想根基，構思出一套合乎國情、民主的建國理念、綱領和計劃，以領導群眾，倫敦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地方。

孫中山政治思想的培育

毫無疑問，康、孟兩醫生對孫文有莫大的影響，除了醫學領域，孟生有頗豐富的在華經驗，而康德黎對中國亦有一定的認知，二人均在英國有參與公共事務，估計對英國和歐洲的政治和歷史，應有一定的體會，尤其是近代史。在這倫敦的八個月、和之前在香港，孫肯定從這兩位長輩的交流中，獲益不淺。

當然， 眾多文獻皆指出，孫文在往返康宅途中的大英博物館，才是他主要的求學地方，因為館中的展品包羅萬象，並以人類文明史的各階段、和各地域，作有系統地分區展出，包括古希臘、羅馬、中古、近代，以至古埃及、美索匹達米亞、波斯、中亞、遠東各國等等，以筆者經驗，單是逐個展區的閃速瀏覽，已等於上了多堂的文明、文化史課，更何況是八個月的細覽。

博物館的各個展區是十分精彩、趣味無窮的，但對孫文來講，更精彩便是館內的圖書室（Reading Room，這便是在1973年才建成的大英圖書館之前身），它就在博物館樓下大堂正中，現叫「大中庭，或伊利沙伯二世大中庭（Great Court of Elizabeth II）」，在1973年前，這便是英國的國家圖書館，書架三層高、工作書桌滿佈圓型大堂，供訪客之用。這圖書室於1997年改建為大中庭（見上圖），仍保持圓型、拱頂、略細，現已改為特色展覽廳。

這宏偉的圖書室，藏書量是驚人的，無論是文史哲各領域，如啟蒙運動、或前後的哲人，尤其是英籍的培根、洛克、休姆、霍布斯、亞當史密夫等人的英文書作，和歐陸的馬基雅維利、笛卡兒、伏爾泰、盧騷、孟德斯鳩 、康德等人的英譯書作，即使在科技領域，亦有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以降的名家作品，如羅拔波爾、羅拔虎克、牛頓、達爾文等等。

有大專英語能力的孫文，花了不少時間在這圖書室，根據文獻（如《孫中山年譜長編》，陳錫祺編，中華書局，1991年），康德黎的書中有云：「住在倫敦的時候，孫逸仙從不在玩樂上浪費時間，他總是不停地工作，閱讀關於政治、外交、法律、海陸空軍等方面的書籍，礦山及開採、農業、畜牧、工程、政治經濟學等 ⋯⋯ 他堅持不懈地仔細加以研究。」又如萊恩夏曼女士（Abbie Lyon Sharman）1934年的書作（史丹福大學出版社）：「孫逸仙在倫敦的圖書館，從書籍中接觸到其他革命家，著名的如亨利佐治和馬克思 ⋯⋯ 與社會主義運動的聯繫 ⋯⋯ 對他的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偵探社跟蹤孫的紀錄，便包括他訪館的多個日期。

博物館和圖書室是免費對外開放的（至今亦然），任何人皆可入內觀看展品和閱讀圖書。孫在清使館脫險後兩個星期，便約見博物館的東方部主管，並於12月5日取得一張為期六個月的圖書證，憑此可在圖書室借出書籍，在他的住處細心研習。而圖書室一直都保存用戶紀錄，可謂星光熠熠，除孫文外，政治家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甘地、馬科斯加維，哲學／經濟學家有羅素、哈耶克，作家有蕭伯納、馬克吐溫、維珍尼亞伍芙（Virginia Woolf）、吉卜齡（R. Kipling）、奧威爾（G. Orwell）、威爾斯（H. G. Wells）、王爾德（O. Wilde）、伯蘭史杜克（B. Stoker）、柯南道爾（A. C. Doyle）等。

筆者認為，孫文對政治的興趣始於夏威夷，他十七歲時（1883年）便加入了檀香山的「中西擴論社（Chinese-English Debating Society）」，且常與社友論政，後來多名社友皆成為興中會會員，此社的成立比香港的「輔仁文社」早了起碼七年。當然，孫後來在香港讀醫時的「四大寇」，便更上一層樓了，但當時他對政治、民主、革命等課題的認知，仍只屬初階、頂多只有中學程度。英國當然有它的長期民權運動歷史，可以說由大憲章（1215年）已開始，王權便緩慢地下降，至維多利亞女皇此刻，國會已基本上取代了王權。

在孫文之前，歐美已經歷了三個政治大革命──英國革命（1642－1688，包含內戰、共和聯邦、復辟、和光榮革命）、美國獨立（1776年，建立共和國至今）、和法國革命（1789－1815，包含共和革命、和拿破崙的復辟）。縱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搖旗吶喊，社會和共產主義當年仍未成氣候，而德裔的馬、恩皆要在倫敦流亡終其晚年，客死異鄉，有趣的是，馬在孫訪英十三年前已逝，但恩離世只在孫到訪前兩個月。毫無疑問，英國對孫文來講，是一個研究革命極佳的地方。

除了大英博物館外，倫敦尚有多個自修的好去處，其一便是格雷學院的法律圖書館，由孫的住處步行五分鐘便到，雖然他在格雷學院宿舍的生活，文獻甚少介紹，但孫是有需要在法律知識上補課的，因為他日後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三期建設構思、和五權憲法等等，皆要有穩健的法理作依歸。而倫敦的另外三個法律學院，皆在格雷附近，只須十五分鐘步行便達。

三民主義成形

毫無疑問，孫文的英語能力，可以讓他在外國（如大英博物館）潛修，絕對有助他對西方文化的認知，這點是他的政治對手、保皇黨大將康有為、梁啟超師徒望塵莫及的。康梁的英文能力甚低，他們對西方的認知全賴中譯書文，而當年的翻譯水平是沙石滿紙的。

筆者中學時期閱讀了不少台灣的中譯書，如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尤其是存在主義和歐美文化的，在加拿大讀大學時便能讀到原著或英譯本，才發覺1970年代台灣的中譯水平，雖有進步但仍甚差，可想康梁年代的中譯書文實是滿佈地雷的，難怪較有自知之明的「飲冰室主人」梁啟超，在晚年便有「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之說。

至於三民主義何時才完成？筆者深信，此際三十剛出頭的孫文，這倫敦八個月的進修，只算是學紮馬、學基本功夫而已，他先要將進修所得的學識消化，融會貫通後才自成一家，再經過與人深切討論、辯論，尤其是日後與康梁之輩的交手，和在他的公開演說中，與論者的交流切磋，三民主義才漸漸成形、成熟。

孫中山的首次大型演說，是1903年11月（六年後）在希爐埠（Hilo，在夏威夷大島）的「日本戲院」，一個月後再在檀香山的多次更大型演說，且有當地英文報章報道。而他首次用文字闡釋三民主義，便要到1905年同盟會成立時，以《民報發刊詞》發表。三民主義完成於1897年的倫敦之說，完全不合乎史實。

馬克思也好、他的後輩孫中山也好、毛澤東更是，他們的政治思想絕不可能是一碗即食麵，是要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將食材切好醃製、下鑊烹煮、上碟、才可以出餐的。誠然，從一個學術角度去睇，世上無一個哲學或政經主義是十全十美的，三民主義亦不例外，時至今日，全球絕大多數的國家，都不是以單一主義治國的，就算是同一政黨，政綱都可能會跟時間改變。我們今天見到的所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三民主義等等，都是經過多次修正、或與其他主義整合而成的。

華人的光輝

孫中山既有長處、亦有短處，但這無礙魯迅仍稱他為偉人（《魯迅選集》卷二，1983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326頁〈黃花節的雜感〉、162頁〈戰士和蒼蠅〉），筆者同意。「國父」的稱號，是他死後十五年（1940年）國府提出的，若與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以至是今天的習近平比，孫中山是當之無愧的。他有一子二女（孫科、孫娫、孫婉，皆盧慕貞所出），他晚年照片的慈父形象，亦是深入民心的。

孫中山有不少值得後人學習之處，筆者較為欣賞的，是他的謙遜和好學不倦，學海無涯也，他三十一歲在倫敦深造的八個月，便是這長處的最佳寫照。筆者每次到訪倫敦，必到大英博物館一遊，雖是走馬看花，但亦可算是滿載而歸，住在倫敦或英國的人實有福，可以輕易和經常到訪這個知識寶庫。

博物館和圖書館，應該是包容性高的地方，所以孫中山便能在大英博物館內，同時讀到洛克、亞當史密夫、和馬克思的大作，亦有評論歷史和政治思想、和批評當今政府的書，當然還有各類的新聞刊物。英國的醜史，如失去美國東岸的殖民地、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和後來溫莎公爵（即前英皇佐治八世）親納粹德國的歷史，訪客都能在圖書館讀到，查禁只是自欺欺人，人民應有從錯誤中學習的權利，國家才會有進步。

孫中山在倫敦清使館蒙難，但亦是在同一個倫敦、英國人的博物館和圖書館中，可以自由地進修充實自己，相信他會有很大的感觸。孫中山的遺願，是華人能在一個民主、自由、開放、法治、不用終日惶恐被拘禁的社會生活，美加英澳紐的海外華人、和今日的台灣是做到了。

革命是否已成功？同志是否仍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