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流亡海外16年，曾在十多個國家地區寓居，而蜚聲國際的「倫敦蒙難」大英帝國，他只先後到訪兩次，是1896至1897年的9個月（當中有被倫敦的清使館囚禁12日）、和第二次1911年的九天，訪英時間合共僅佔流亡生涯的5%。
貶孫者一直都對蒙難諸多挑剔，輕者暗批這是孫文（他的原名、中山和逸仙是別名）有預謀的苦肉計、自投羅網，以搏取同情、借此讓大眾了解中國的國情，重者上綱上線指控他虛偽、蒙騙國人、自我宣傳。唯獨尚未有人找出確鑿證據，証明孫自認這是苦肉計，多數人只是在豆腐裡挑骨頭、斷章取義地扭曲史料胡作論述，尤其是在綠營重鎮的臺灣，已成為去中國化的一大箭靶，連大陸和香港的一些學者和政論人，亦人云亦云。
醫治國家的孫逸仙醫生
孫文在香港首間大專西醫學院「華人西醫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讀醫，經過五年的嚴格課程和實習後在1892年畢業，獲「執業學位醫生（licentiate in medicine and surgery）」資格，成為名正言順的孫逸仙醫生（Dr. Sun Yat-Sen），此西醫學院便是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前身。
根據當年英國法規，若要成為英國屬土的註冊醫生，孫文仍須到英國完成再實習，而醫學院的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便鼓勵他前往英國，但因為國情風起雲湧，孫決定先到廣州和澳門行醫。兩年後1894甲午戰爭爆發，已多年打算搞革命推翻滿清、朋友間戲稱為四大寇之一的他，便毅然棄醫從戎救國，踏上武裝起義的不歸路。
孫的十二次起義（其實不止），當然是十一次敗事、最後一次才成功，但無第一次的廣州乙未起義，何來有第二、三、四⋯⋯次呢？而張之洞、李鴻章等人，自鴉片戰爭以來提倡的自強／洋務運動，忙碌了半個世紀，成效極之有限，當時多數國人除了感到不滿、無奈外，更深知清政府的腐敗、守舊、無能、歧視漢人，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甲午戰敗對不少國人來講，便是壓在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草。
在甲午戰事後一個月，28歲的孫文便離開香港，乘船返到他的第二故鄉、自幼成長的夏威夷，在此的四個月期間，他糾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親友，在檀香山（Honolulu City）成立了中國首個民權革命的政治組織──興中會，隨即策劃首仗廣州起義，組織敢死隊、軍訓、買軍火等，於1895年1月26日帶隊返國。
抵港後，孫召集舊友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楊鶴齡等，並與楊衢雲、謝纘泰等人的輔仁文社合併，成立興中會香港分會，用了約半年的時間籌備，於同年的重陽節（1895年10月26日）在廣州發動起義，事敗後，孫先逃往澳門，隨即返回香港，安排陸燦（陸皓東的姪、夏威夷華僑）幫助孫氏一家人避居茂宜島（Maui）、哥哥孫眉的大農場。
清廷隨即下通緝令、高價收買孫文的人頭，爾後賞金不斷提升，亦已逼使港督下逐客令（清政府與英國無引渡協定），孫為免令港府難做，隨即前往日本，並在橫濱成立興中會分會，幾個星期後，清廷亦逼使日本下逐客令，他便乘船再次回到夏威夷。
是次在檀的7個月寓居期，除了安頓家人外，孫便常與革命同志開會，檢討廣州起義的敗因、和計劃下一步的行動。康德黎亦剛辭退了香港的工作，準備開展他在英國下半生的醫學事業，他與太太此時在檀香山渡假，與孫聯絡上後，便邀請他日後到訪倫敦。
這亦是孫16年流亡海外生涯的開始，為了避過清廷的耳目，他便剪去清辮、改蓄西髮型、留鬚、穿西服（他在夏威夷的不少親友、包括孫眉，早已放棄清裝），亦開始用多個化名隱藏身份，但「孫中山」是在倫敦蒙難後才用的。此時29歲的孫文，斷定要顛覆清廷，務須由外至內（與毛澤東後來的農村包圍城市，有異曲同工之妙），善用自己的華僑身份，和海外華人的優勢、資金和方便，配合國內有能力的同志如黃興等，大家分工，但亦要有心理準備，這將會是一個長期的鬥爭。
經過7個月的喘息後，孫文準備下步週遊「列國」了解僑情，先到美國、由西至東岸、然後英國、或再歐陸、然後折返加拿大、由東至西岸、再往日本、南洋⋯⋯。1896年6月18日，他由檀香山乘船抵達舊金山，這是他的初次訪美，入境時全無阻滯（雖然排華法例已生效，但當時美國正準備吞併夏威夷，便善待夏威夷居民）。
清政府與美國亦無引渡協定，但有外交關係，而駐美清大使楊儒，經已偵查到孫的行蹤，並通知駐英清大使龔照瑗。而孫亦深知在清廷監視下，儘量隱藏身份為上策，故在此時淺探華人社區時，只能如履薄冰地進行，當然便無公開演說。孫在舊金山兩個月，然後乘火車由西至東岸，在約紐市停留一個月後，1896年9月23日乘船往英國。
倫敦蒙難的始末
經過7日的船程，孫文在9月30日抵達利物浦，下午乘火車往倫敦的聖潘克拉斯站（St Pancras），然後雇乘馬車往Hexall’s旅店（今Strand Palace Hotel的一部分，位於Strand大道372 號）。次日，往訪康德黎夫婦（康宅地址是46 Devonshire Street），康氏隨即助孫找到一處短租套房（地址是8 Gray’s Inn Place，此址現已改為 4 Gray’s Inn Place的一部份），而Gray’s Inn（格雷學院）乃倫敦四大法律學院之一，這套房是校區內一座3層高排屋宿舍，沒有擔保人介紹，一般人是很難租住的。
孫文在此宿舍住了9個月，期間經常拜訪康宅。當年是維多利亞時代（1840－1900）的尾期，倫敦是全球最大和最現代化的城市，當然更是「不日落」大英帝國的首都，然而，英國的王權已到了日落之時，君主立憲制經過國會無數次的修訂，此時人民的權力，已大大超越王權了。
孫其實對英國並不陌生，他在夏威夷的5年、在香港的7年，受的全是英式教育，在兩地的老師中，亦多是英國人。格雷宿舍與康宅相隔約三公里，步行約需40分鐘，或雇用馬車的士（昂貴，汽車尚未普及），或乘地鐵。倫敦的地鐵，在1863年已開始營運，至此起碼已有三條支線可供孫使用。
其實，孫在利物浦登岸時，清使館已聘請了私家偵探，是聞名的司賴特偵探社（Slaters Private Detective Firm），派人全日全方位跟蹤孫氏的一舉一動，直至9個月後孫離英往加拿大仍繼續。而無巧不成書，清使館竟坐落在康宅僅200步之距，地址是砵蘭街49號（49 Portland Place，亦可譯作砵蘭坊，現今仍是中華人民共國駐英使館），故此，孫在往康宅途中，肯定會經過大門常關、亦無懸掛招牌的清使館。文獻紀錄，康夫人和孟生醫生（Patrick Manson，他是香港西醫學院的首屆院長，當時亦已遷回英國，就住在康宅附近），已忠告過孫千萬不可進入清使館，可能會有性命危險。
據孫文自己寫的書，他是在10月11日（抵英後11天），路過清使館門口被人半推半請拉進去的，然後被囚禁在樓上一個窗口裝上鐵枝網的房間內，先後被兩個使館的人員盤問，先是廣東人鄧廷鏗（使館的翻譯員），繼之是英人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清使館參贊）。
鄧假裝好人，企圖從孫口中取得同黨資料，孫亦奉陪， 企圖從鄧口中取得清廷資料。三日後，鄧讓孫知道馬格里正積極雇用船隻，準備將他送返中國正法。至此，孫已嘗試將求救字條拋出窗外，但不奏效，因為房間面向後巷或使館內庭，他遂嘗試向館內一英僕高爾（George Cole）求助，猶疑了半天，高爾才求教使館管家候德太太（Mrs. Howe），候太同情孫氏，隨即往康宅報訊但無人在家，於是留下她的便條。晚上11:30，康回家後得悉孫的處境，立即行動。
他先叩清使館門，無結果，旋即往該區（Marylebone）警署投案，但區警署無力處理涉及使館的案件，康於是到位於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坊里）的倫敦總警投案，他們亦不能立即行動，此時已是深夜。翌晨，候太為慎重起見，吩咐高爾往訪康宅，他便把馬格里正雇用船隻之事告之，康察覺事態非常嚴重，遂將拯救行動升級。
康隨即邀孟生一同再訪蘇格蘭場，然後到英國外交部（Foreign Office）投案，但外相不在，職員表明會積極跟進。康孟隨即再訪清使館，告知蘇格蘭場和外交部已得悉此事。然後，康親訪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 和《世界報》The Globe，將此事向傳媒曝光，但兩報並無即時跟進。康繼之聘請一名私家偵探，到清使館門外把守，時已過午夜。
翌晨（10月19日），康加聘一名私家偵探到清使館看守，他自己再將寫好的詳細報告，呈交蘇格蘭場和英外交部。當日下午，外交部向外相梳士巴利侯爵（ Lord Salisbury，他同時亦是英國首相）匯報，下午6:30，侯爵決定插手此事，6:47外交部命令內政部立即處理，內政部命令蘇格蘭場立即行動，六名探員便趕到清使館問話和把守，亦派一名探員到泰晤士河查察所有離境船隻。翌晨，外交部照會清使館勒令立即放人，並強烈譴責囚禁孫在英國乃非法綁架行為。
兩日後清使館仍未放人，英外交部便在上午發出最後通牒，若不放人，會將所有清廷人員遞解出境，並指出使館私自囚禁孫，已超越領事特權。馬格里隨即到外交部解釋，說孫是自願進入清使館的，但外交部堅持囚禁孫乃綁架行為，必須立即放人。當日下午，《世界報》才派記者專訪康德黎，並隨即將專訪刊登在當日的晚間號外，即時引起轟動。
翌晨（10月23日），《世界報》重刊康的專訪，又再引起轟動，然後，各大報章才派記者四出採訪有關人士，連躲藏起來的馬格里也不放過。下午1:30，馬格里到外交部企圖談判放人條件，外交部只答應將最後通牒延至當日4:00。下午4:30，康在警員和外交部人員陪同下，到使館接收被非法囚禁了十二日的孫文。
倫敦蒙難說明了什麼？筆者認為，這完全是一個法治的問題，英國外交部的照會與通牒，是為了捍衛英國法律，嚴正指出清使館私自囚禁孫是違法的，至於孫文的反清政治訴求，外交部並無提及或表態。若使館要緝拿孫回國受審，務須遵循正確途徑向英國警方報案，不能綁架任何人、然後偷運出境，而清政府未審已當孫有罪，已違反了基本人權，更罔顧人家的法律、越境執法、知錯仍無悔意，這說明了國人的法治觀念非常薄弱。
當時的倫敦報界，主要亦是從法律角度去報導此事，綁架當然是違法，清使館的堅持不放人更是蠻不講理，報界只不過是為孫申張正義。筆者從文獻中証實，當日的倫敦報界，並沒有一致地支持孫的反清，例如《世界報》便對此無詳述、或明確地贊同，縱然有個別文章同情孫的政治訴求。事實上，英國政府一直到15年後的武昌起義，便從未正式支持過孫。而自此清廷亦再不敢重犯倫敦的錯誤，因為英美、甚至日本也不把清廷放在眼內。當然，清廷會繼續嚴密監視孫，亦會派人伺機暗殺他。
此際三十剛出頭的孫文，相信英國是安全的，會有法律保障，便在倫敦逗留多8個月，利用當地豐厚的學術資源如博物館、圖書館等自修，增進在各領域的學識。亦有四處遊歷，視察當地的民生風物，如在往返住處與康宅、和大英博物館之間，他經常步行經過多個坊里、商店區，亦有乘火車往鄰近小鎮。當然，他亦不停地用密碼信件，與國內外革命同志聯絡。
其次是多項的寫作，之一便是在三個月內，用英文寫成《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130頁，由 J. W. Arrowsmith公司在1897年1月 出版）。有人根據康夫人的日記，認為此書實是康德黎寫的，作為孫康二人早有預謀的根據，此說是站不住腳的。反証一，康夫人日記只是她私人的、一時的筆記，可能有誤，康和孫本人便從未有此一說；其二，出版商亦無將當時知名度、公信力較高的康德黎，列為合著者，以助銷路；其三，筆者詳細對比康的文章，可結論出他的文筆與《蒙難記》大不相同。
孫文在倫敦的其它寫作，包括應邀將《紅十字會救傷手冊》翻譯成中文（成書後送一本給梳士巴利侯爵作禮物），和多篇較學術性的文章，由他自己或與人合寫，當中一篇自傳，乃為名漢學家翟理斯（H. A. Giles，劍橋大學教授）寫的。當然，期間孫亦有廣交朋友，有英國人、亦有旅英的美國和日本人，尤其是後者，因為孫的下一個行程便是日本。在這班新交之中，有摩根（Rowland J. Mulkern，愛爾蘭裔英國人，後曾參予1900年的惠州起義），和日本學者南方熊楠（1867－1941，微生物學、自然博物史、民族學等），他成為孫的終身摯友，在倫敦時曾介紹多位日人給孫。
至於孫是否因倫敦蒙難而聲名大噪，筆者不以為然，因為在海外華人圈子中，他此時仍是個未知之數，在西人圈子中便更然。在英國，蒙難一事在孫離開後，很快便少人再談及，筆者查核Arrowsmith出版社（已在2006年結業）的檔案紀錄中，《蒙難記》便無列入該年的書目內，而中譯本要到辛亥革命後才出版。
離開英國後，孫先到加拿大、再往日本，就在這次訪日期間，才始用「孫中山」做他的多個化名之一。他的第二次、亦是最後一次訪英，是在14年後1911年11月11日、武昌起義後一個月，在倫敦停留九天，他正由美國取道歐洲回國，途中嘗與各國政府接洽，望取得他們對革命的支持。孫當然明白，這些與清廷有條約關係的列強，支持革命便等於倒自己的米，受他們的冷遇是意料中事，但亦不妨努力爭取。
國人自毀長城的劣根性
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史的風雲人物，景仰者眾、但貶斥者亦不少，是否「國父」？見仁見智，他本人從未鼓吹過這稱號，是他死後十五年（1940）才由當時中國政府頒布的。他不是完人，盲目崇拜固不可取，但過份的吹毛求疵，中國歷史上便無個是好人了，人家的華盛頓、林肯、邱吉爾、甘地、曼德拉等等，又怎可能一點瘕疵也沒有？
《倫敦蒙難記》是貶孫者的砲轟重點，這是孫用英文寫出他當年（1896）的親身經歷，後來各方的資料（如各官方的內部文件，和各有關人士、偵探社的紀錄，如私人信札、回憶錄、日記等）公開時、尤其是《蒙難記》中譯本面世後（1912年），貶孫者便利用這些資料中與《蒙難記》的皮毛出入，大做文章，羅家倫、茅家琦、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等人，都一口咬定孫是自願進入使館，製造事端抹黑清政府，他們的說法，竟與清使館的口徑完全一致！
但黃宇和（澳洲雪梨大學榮休教授，澳籍港人）1998年有關倫敦蒙難的大作，做了非常仔細的資料搜集和分析，對苦肉計之說，認為證據仍不足，只能算作疑案處理。以筆者愚見，貶孫論者正如魯迅所言的蒼蠅，實助紂為虐、禍國殃民，就算有證據証實孫是自願進入清使館，使館憑什麼可以在英國執行中國法律？外交特權是有限的，能否強行禁錮任何進入使館的人？又能否在使館內傷害或殺害任何人？
貶孫論者，是拿著孫是否自願進入使館的雞毛當令箭，將受害者說成是政治老千，但這些人曾否指責過清使館／清廷半句？儼似犯英國法律者是孫，而對清使館人員的枉法行為，不作評論，這是怎麼樣的國民教育？難怪在126年後，仍有在曼城的中國駐英使館，在眾目睽睽下拉人入館閘內拳打腳踢，倫敦火車站內的大國公民，發脾氣大罵英國人，大陸人在香港的公車上、酒店大堂、商店喧嚷、等等，若繼續縱容這些不守規矩、目無法紀的行為，這樣的崛起大國，怎不會被人家恥笑？
結語
整個歐洲，只佔孫中山流亡海外生涯的11%（英國佔5%），為何這麼少？是因為當年歐洲華人實在太少，與南洋和美加相比，今天亦然，所以他不能花太多時間在歐洲，而在英國的九個半月雖短，但亦非蜻蜓點水。近年又有一大移民潮往英國（現已減慢），聞說已達二、三十萬人之譜，且以年輕一輩為主，而倫敦是重點目的地。
倫敦蒙難發生在130年前，斯人已逝、物換星移，孫中山昔日在霧都的腳印鴻爪雖不算多，慶幸今天仍隱約可見，如在格雷學院宿舍牆外有一浮雕銅牌（見上圖），所在的矮樓前身便是孫的住處，二戰時被德軍炸剩一半，銅牌在1946年5月5日安裝在爛樓的外牆，新樓建成後再掛上，是知名女雕塑家Dora Gordine的作品。
據聞中國領事館內，在民國初年曾有孫和康氏的銅像，而倫敦各地址的景貌，如大英博物館、國會大樓、大笨鐘、清使館、康宅的坊里、格雷學院等等，變化亦不大。但望本文所提供的資料，能幫助讀者去實地考察、遊覽、憑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