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貿高層日內瓦會談取得實質性進展，會談達成《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全世界企業界和商界對此一片叫好。然而，西方媒體卻是一片叫罵聲，它們把這場談判描述成為美國的「全面失敗」和中國的「全面勝利」。
《紐約時報》發文說，「中美貿易休戰突顯特朗普關稅策略局限性」；《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說，「特朗普敗了，更像是投降」；德國媒體說，「中美關稅談判，特朗普遠非中國的對手」；法國媒體說，「貿易戰中中國是如何讓特朗普屈服的？」諸如此類的標題充斥著這幾天的西方媒體。
相比之下，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的態度比較能反映出企業界和商界的聲音，他說，「顯然特朗普先退一步，雖然尷尬但有用」。不過，此前當特朗普發動「對等關稅」戰爭的時候，同樣遭受一片罵聲，罵聲不僅來自媒體，而且來自商界。
對於這種結局，特朗普大概率已經習以為常了，因為其所代表的MAGA運動的民粹主義本質就已經把自己和美國的精英階層對立起來了。特朗普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做着自己認為是「應當」做的事情，根本不在乎西方主流媒體對他的批評和攻擊。跟高度依賴大眾傳媒的美國傳統政治人物不同，特朗普有能力對抗美國的大眾傳媒，因為他幾乎是通過自己的社交媒體來即時傳達自己觀點，並和自己的支持者溝通的。
凡有利於中國的 自由主義就反對
持不同立場的美國人對特朗普自有不同的看法。但對中國或者世界其他國家來說，西方媒體的這種反應則從側面傳達出諸多重要的訊息來。西方媒體對特朗普的叫罵最直接地反映出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本質。對西方自由主義來說，特朗普這樣做簡直就是對中國的直接投降。
西方自由主義者最痛恨特朗普的地方在於，他們認為特朗普不僅沒有能夠拯救搖搖欲墜的「自由國際秩序」，反而給它最後一擊。至少二戰以來，西方就是依靠這個自由國際秩序主宰世界的，一旦這個秩序解體，那麼西方就不再能夠主宰世界了。
再者，這個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礎是美國霸權，因此一旦美國遇到挑戰，哪怕是來自西方內部，那麼美國就有千萬個理由來打垮任何挑戰者。很顯然，這個「自由國際秩序」打垮了作為外部挑戰者的蘇聯，也打垮了來自內部的挑戰者，包括日本、德國和法國。在蘇聯解體之後，西方自由主義的核心要務就是要打垮被其界定為新的敵人的中國。所以，凡是和中國作對的，自由主義就支持；凡是被視為是有利於中國的，那麼自由主義就反對。
在拜登執政時期，拜登把中美關係界定為「美國民主」與「中國專制」的對立，西方媒體一面倒支持拜登。儘管拜登政府惡劣的對華政策並沒有使得美國更加強大，但在自由主義看來，只要拜登的目標是打敗中國，什麼樣的代價西方都是可以付出的。拜登本人就認為，中國能夠被西方打敗，也必須被打敗。
西方的共同敵人正是其信仰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
為一個已經被證明失敗了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戰，是今天西方自由主義最顯着的特徵。今天的西方危機是內生的。美國副總統萬斯早些時候到歐洲，把歐洲人「教訓」了一通。萬斯認為，歐洲的敵人不是俄羅斯，而是自己。歐洲人對此氣憤至極，認為特朗普政府出賣了歐洲。不過，何止歐洲呢？萬斯的觀點也適用於美國本身，即美國的敵人不是中國，而是自己。但不管是歐洲還是美國，他們共同的敵人就是自己一直所信仰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
從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古典自由主義，到米爾頓·佛利民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西方經濟理論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即把本來互相嵌入的經濟與社會割裂開來，把經濟視為是一個自治和獨立的領域，這就導致了一個國家內部經濟和社會之間的不均衡發展和最終的高度失衡；同樣，內部的失衡必然導致外部國際經濟的失衡。
內部高度失衡必然導致民粹主義的崛起，而外部的失衡則導致國家間的民族主義的對立，再加上政治人物把內部問題外部化，最終導致國際衝突。一戰和二戰都說明，一旦內部民粹主義和外部民族主義相遇，最終必然導向國際衝突。
儘管如此，西方並不準備放棄這個已經失敗了的意識形態。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意識形態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思想基礎，一旦沒有了這個意識形態，資本主義也就失去了其思想基礎。
問題歸諸外部
因此，一旦遇到內部的困難，西方國家總是首先會把內部問題外部化，把原因歸諸於外部的挑戰，而非內部的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團結起來絞殺外部挑戰必然是西方自由國際秩序的最終目標。西方世界曾團結起來絞殺了蘇聯，而美國又通過廣場協議絞殺了日本，現在他們又想團結起來絞殺中國。
這種狀況更說明了西方思想的墮落和與之相關的國際格局的墮落，反映出來的是西方的衰敗文化心態。儘管西方依然想主導全球，但它已經沒有了「全球視野」。沒有了像二戰期間能夠超越意識形態的羅斯福那一代，也沒有了像尼克遜那樣能夠從國際角度來考量美國利益的一代。
二戰之後之所以能夠確立人們後來所看到的國際秩序，和那個時代具有世界格局的政治領袖有關。儘管德國是一戰的戰敗國，在巴黎和會上任人宰割，但也出現了像凱恩斯那樣的思維人物，主張從長遠利益出發，對德國實施寬容的態度。由於出現了凱恩斯等思想家，二戰後的國際秩序才得以確立，並且為世界所接受。
但今天人們所能看到的，卻都是那些把自己關在特定意識形態牢籠之內的極端自私的政客。1960年，時任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爾·貝爾出版了題為《意識形態的終結：50年代政治觀念衰微之考察》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之後，西方似乎沒有了任何有意義的思想。
如果把貝爾這裡所說的「意識形態的終結」理解成為「意識形態的固化」似乎更為合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可以稱得上是「思想」的東西都是在1960年代之前產生的。如果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並不難解釋，那就是，一旦當人們把自己置於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牢籠之後，那麼就不需要自己思考了，什麼都可以訴諸於意識形態，最後就沒有能力做有意義的思考了。法國總統馬克龍近年來一直在指責北約的「腦死亡」，但「腦死亡」的何止是北約，整個西方都是如此。
特朗普的「異類」民粹主義特質
較之西方傳統政治人物，被視為是西方自由主義反叛者的特朗普無疑是「異類」。特朗普的「異類」性質首先和他作為企業家和商人的背景有關。特朗普幾乎把白宮等同於公司，把公司總裁和國家總統等同起來了。如同經營公司，特朗普在白宮的表現為集權、專制、政治忠誠、喜怒無常、「及時止損」（可解讀為「隨機應變」）等特徵。
所有這些已經使得其足夠異類了，但更為重要的，也是西方傳統政治人物所更不能接受（至少表面上如此）的是，無論是作為企業家還是商人，特朗普做什麼都是赤裸裸地以利益為導向。傳統政治人物也追求利益，但總是把自己好好包裝一番，或者比較隱蔽。
但特朗普則是一個赤裸裸的利益追求者。他並不如同羅斯福那樣超越意識形態，而是對意識形態毫無興趣；他也不像尼克遜那樣能夠具有「全球利益觀」，而是對全球利益毫無興趣。特朗普追求利益的方式使其成為類似馬基雅維利的人物，他甚至不能對私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的追求和對國家利益的追求區分開來，而是毫不掩飾地利用其職位來追求家庭利益。因為這些詬病，特朗普不僅成為美國和西方傳統精英怒罵和嘲笑的對象，而且也為全世界大多數領袖所鄙視。
反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
但正是因為其對利益追求的「異類」性質，他的所思所作撬動著美國內外政策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意識形態層面。無論是對內部還是外部事務，特朗普毫無意識形態意識。
對內部，儘管他厭惡和反對激進的左派，尤其在文化層面（例如「覺醒文化」和LGBTQ性別文化），但他並不反對採用在美國往往被視為是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政策。例如，特朗普已經下令製藥公司大幅度降低美國藥品價格，主張提高對富人的稅收，加強對哄抬物價行為的打擊等等。共和黨黨內的一些人也往往不認同這些政策，但特朗普並沒有困難接受這些政策。特朗普的行為被視為為其選舉服務，但這樣做也符合MAGA運動的目標，即政府要照顧美國勞工階層的利益。
在國際層面，特朗普也沒有意識形態色彩。這充分表現在特朗普對歐洲、俄羅斯、中國和其它問題上的態度和政策意向。對歐洲，特朗普並沒有美國傳統政治人物那樣的「西方」或者「盟友」情感。萬斯對歐洲的講話已經表明了特朗普對歐洲的態度。
特朗普知道，歐洲總是捧着「共同的價值觀」和「盟友」之類的話術來迎合美國，但除了「搭便車」免費使用美國所提供的「國際公共品」之外，歐洲不僅自己在墮落，更在拖垮美國。這是美國決意要改變同盟政策的深層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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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關稅問題上，儘管歐洲有能力反制美國，但沒有意願，而且猶豫不決。歐洲恐懼的是被美國拋棄，因此竭力討好美國，對美國表示，歐洲可以和美國站在一起來共同對付中國的「產能過剩」。但特朗普似乎根本不吃這一套，而是先和中國在關稅問題上進行談判並達成了諸多共識。特朗普甚至表示，在貿易問題上，「歐盟比中國更惡劣」。
對俄友好 組民主峰會圍堵中國
無論是前蘇聯還是普京的俄羅斯，在過去一直被美國視為「敵人」。然而，特朗普並不在意這些，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他團隊的人，都對俄羅斯表現出友好態度。儘管在俄烏問題上，特朗普並沒有像他所吹噓的那樣很快結束戰爭，但他的新政策既沒有結束戰爭，也沒有惡化這場戰爭。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來，特朗普嘗試和平的各種努力，不管其結果如何，總比拜登的鼓動戰爭並使得美國捲入戰爭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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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問題上，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美國一直以意識形態來定義中美關係。最典型的便是拜登總統，他把中美關係界定為「美國民主」和「中國專制」之間的關係，並且組織了一個所謂的世界「民主峰會」來圍堵中國。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期間，還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稱呼中國為「共產中國」，回到了冷戰時代的政治話語。但是，自其第二任開始，至少迄今特朗普還沒有使用過意識形態的語言。
在幾乎其它所有問題上，特朗普的外交語言的核心都是利益。他想要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其論點是經濟利益；把巴拿馬納入美國控制，其論點是經濟利益；要控制格陵蘭島，其論點是經濟利益；在中東，他關切的是投資貿易，而非傳統的民主和人權，甚至對中東加沙地帶，特朗普要把其轉化成一個房地產項目，也是經濟利益；在東亞，儘管日本和韓國竭盡全力討好特朗普，但特朗普並不認為這滿足了他所界定的美國利益，因此也沒有把兩個東亞盟友放在眼裡。
反戰思維與經濟利益優先
二是厭惡戰爭。這也是從經濟利益考量的。在特朗普那裡，一切似乎都可以轉化成為經濟利益，用經濟手段可以解決的問題沒有理由要訴諸於戰爭的方式。特朗普批評美國的中東政策，認為美國已經把中東轟炸了幾遍，花費了美國多少錢，但中東得到什麼，美國得到什麼？他思考結束俄烏戰爭的方式也是從經濟利益出發的，至少體現在美國和烏克蘭簽署能源開發協議上。通過合作能源開發，美國可以繼續支持烏克蘭，但美國要得到烏克蘭能源的回報。
特朗普政策的脆弱性與國際秩序的未來
特朗普的異類性質也表明特朗普本人及其政策的脆弱性質。
特朗普道德多變性可能帶來的變化
對美國傳統政治人物看來，特朗普本身的追求利益的行為缺少道德正當性。道德正當性的缺失隨時會成為美國政治攻擊特朗普的工具，而這又會對特朗普的執政基礎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和衝擊。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特朗普成功了，那麼歷史是成功者的歷史；但是如果特朗普失敗了，那麼他有可能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慘的總統。
特朗普本人的多變性質也是一個原因。儘管特朗普迄今不信意識形態，不信戰爭，但如果其今天所採用的經濟方法失效，達不到其所設定的目標，那麼特朗普是否會轉過頭去回歸到西方「自由主義」的傳統？如果特朗普沒有足夠的時間或者能力來改變美國，那麼無論是民主黨重新掌權，還是共和黨的意識形態派掌權，美國政治就會回歸到傳統局面，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會隨之回歸到傳統。
不可輕視特朗普實事求是政策的影響
這對中美關係尤為重要。中美這次能夠從不斷升級的關稅戰爭中迅速降溫，並且在很短時間內達成諸多共識，實屬不易。在對華政策方面，儘管特朗普團隊普遍表現為強硬，但即使這樣，強硬派也可以分為兩派。一派是好戰派，認為「如果不是現在，那麼就沒有以後了」（Now or Never）。這派認為，現在是美國能夠打敗中國的最後一次機會了，如果放棄了這次機會，那麼以後再也沒有機會了。同樣，民主黨政治人物大都持這種觀點。
另一派是特朗普和萬斯所代表的現實主義派，這一派承認中國已經崛起，美國沒有能力打敗中國，美國應當直面問題，和中國進行競爭和交往。這次中美能夠達成一些共識，表明現實主義派暫時佔了上風。
迄今，儘管特朗普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今天美國所面臨的困境並非特朗普造成的，而是此前傳統政治人物政策的產物。至少特朗普本人和他的支持者是這樣認為的。對特朗普的支持者來說，既然其他政治人物已經使用了各種方法來拯救美國的衰落，但不僅沒有見效，反而加快了國家的衰落，那麼為什麼不容許特朗普試一試其它方法呢？因此，至少到現在為止，特朗普還是得到其支持者支持的。人們沒有任何理由輕視特朗普基於「實事求是」而非意識形態之上的內部政策對美國內部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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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特朗普抱拭目以待的態度
人們既不能對特朗普抱任何幻想，但也不能忽視特朗普；既不能向特朗普投降，但也不能放棄特朗普所能帶來的任何機遇。
對其它國家來說，既然專注於意識形態並且好戰的傳統美國政治人物已經塑造了一個今天人們不喜歡和不能接受的世界，那麽也應當對特朗普的方法抱一種「拭目以待」的態度。這樣做並不是向特朗普投降，而是實事求是地看待特朗普。如果人們認為特朗普做錯了，那麽就加以有力的反擊和反制；如果覺得特朗普做對了，那麽就應當抱著開放的態度。在今天的國際局面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有能力構建一個新國際秩序。即使一個國家有能力這麽做，但通過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投降的方式而確立的任何國際秩序是不牢靠的，最終會出現致命的問題而倒塌。新國際秩序的理性不是來自任何一個人，也不是來自任何一個國家，而是各國的互動與參與。
對中國來說，不管是否喜歡特朗普，可以確定的是，特朗普是人們必須交往的對象。人們既不能對特朗普抱任何幻想，但也不能忽視特朗普；既不能向特朗普投降，但也不能放棄特朗普所能帶來的任何機遇。作為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應當跳出簡單的「誰贏誰輸」或者「誰贏得多誰輸得多」的簡單思維。我們不僅要追求國家利益，也需要追求國際利益。只有把追求國家利益和追求國際利益結合起來，中國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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