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我的表叔沈從文

要對生活充滿熱情，即使是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也不要覺得『世事一無可取，也一無可為』。一個人，總該用自己的工作，使這個世界美好一些，給這個世界增加一點好的東西。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喪失對生活帶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喪失對於生活的愛。

──沈從文

1946年開始，我同表叔沈從文開始通信，積累到「文化大革命」前，大約有了一兩百封。可惜在「文革」時，全給弄得沒有了，如果有，我一定可以作出一個這方面有趣的學術報告，現在卻不行了。

沈從文在解放後，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次為他出的一本作品選中，他自己的序言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和我的讀者都將老去。」那是在50年代中期，現在90年代了。這句傷感的預言並沒有應驗，他沒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讀者都紅光滿面長生不老。「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沈從文和他的作品在人間卻方興未艾。

平常如水，卻如星光靜耀

在平常生活中，說到「偉大」，不免都牽涉到太陽，甚至有時候月亮也沾了光，雖然它只是一點太陽反射過來的幽光。沈從文一點也不偉大，若是有人說沈從文偉大，那簡直是笑話。他從未在「偉大」榮耀概念裏生活過一秒鐘，他說過：「我從來沒想過『突破』，我只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

如果硬要把文化和宇宙天體連繫起來的話，他不過只是一顆星星，一顆不仰仗什麼東西而自己發光的星星。

如果硬要在他頭上加一個「非常」的形容詞的話，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慾望、工作和與人相處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狀態運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麼平常。永遠向下向人民流動，滋養生靈，長年累月生發出水滴石穿的力量。

因為平常，困苦生活中能結出從容的豐碩果實。

所以他也派生出這樣的一些話：「寫一輩子小說，寫得好是應該的；寫不好才是怪事咧！」

憑服飾細節考證鈔票真偽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門派了三個專家來找我，據說要向我請教，日本某張鈔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畫像，因為服飾制度上出現了懷疑，考慮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若果這樣，那張鈔票就可能要廢止了。這是個大事情，問起我，我沒有這方面知識，我說幸好有位研究這方面的專家長輩，我們可以去請教他。先徵求他的同意，同意了，我們便到他的家裏。

客室裏請他欣賞帶來的圖片。他仔細地翻了又翻，然後說：「……既然這位太子在長安住過很久，人又年輕，那一定是很開心的人。青年人嘛！長安是很繁華的，那麼買點外國服飾穿戴穿戴也可能是有的。在長安日子過得好，回日本後也捨不得把長安帶回的這些服飾丟掉，像我們今天的人留戀旅遊紀念品的愛好一樣……」

問題就釋然了，聽說那張鈔票今天還在使用。

全面深入，遊徙文物

那一次會面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至今還記得，他跟大家還說了另外些話。

客人問起他的文學生活時，他高興地提到正在研究服飾的經過，並且說：「……那也是很『文學』的！」並且哈哈笑了起來。──「我像寫小說那樣寫它們」。

這幾十年中我們相處的時候，很少有機會談到學習改造，更不可能談到馬列主義。但沒想到，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學術研究方面用得這麼實在、這麼好。把文物研究跟哲學原理聯繫起來得出豐碩成果的竟然會是沈從文！

在那次談話快要結束時他說：「……我一生，從不相信權力，只相信智慧。」

在文學方面，我只讀他的書，交談得少，原因是漫長動盪的年月中沒有這種心情。我認為文學仍然是他內心深處的中心，只是不願接觸那處「痛感神經」。他的大量的精力、全面深入地在文物方面遊徙。

從容瀟灑，笑對苦難

卡夫卡說過「要客觀地看待自己的痛苦！」沈從文對待苦難的態度十分瀟灑。

「文革」高潮時，我們已經很久沒見面了，我們各人吃着各人的「全餐」（西餐有開味小菜，有湯，有頭道菜，二道菜，有點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東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裝着沒看到我，我們擦身而過，在一瞬間，他頭都不歪地說了四個字：「要從容啊！」

「要從容啊！」這幾個字包含了多少內情。也好像是家鄉土地通過他的嘴巴對我們兩代人的關照、叮嚀、鼓勵。

我們中央美院有位很有學問的研究家，是他以前的老學生，和我們的關係十分親密，並且跟我同住一個院子。文革一開始，他嚇破了膽，一個下午，他緊張地、悄悄地走近我住的門口，輕輕地告訴我：「你要有個心理準備，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發了！」

這個王八蛋，他到底揭了些什麼事？我也不好再問他。

我連忙跑去告訴表叔。

難以想像地，表叔笑起來悄悄告訴我：「會，會，這人會這樣的，在昆明逃警報的時候，他過鄉裏淺水河都怕，要比他矮的同學背過去⋯⋯」

多少悽酸亦作平常

日子鬆點的時候，我們見了面，能在家裏坐一坐喝口水了，他說他每天在歷史博物館掃女廁所。

「這是造反派領導，革命小將對我的信任，雖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他說，有一天開鬥爭會的時候，有人把一張標語用漿糊刷在他的背上，鬥爭會完了，他揭下那張「打倒反共文人沈從文」的標語一看，他說：「那書法太不像話了，在我的背上貼這麼蹩腳的書法，真難為情！他原應該好好練一練的。」

時間過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寧幹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縣在解放軍監管下勞動了三年，我們有過通信。他那個地方雖然名叫雙溪有萬頃荷花，老人家身心的悽苦卻是可想而知的，他來信居然說：「這裏周圍都是荷花，燦爛極了，你若來……」我怎麼能來呢？我不免想起李清照的詞，回他的信時順便寫下那半闕：

「聞道雙溪春尚好，也宜泛輕舟；只恐雙溪蚱蜢舟，載不動，許多愁……」

在雙溪，身邊無任何參考，僅憑記憶，他完成了21萬字的服裝史。

隱於雜音，不知不愠

錢鍾書先生，我們同住在一個大院子裏，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談到表叔時說：

「你看從文這人微笑溫和，文雅委婉，他不幹的事，你強迫他試試！」

錢先生道德上也是個了不起的人。四人幫時期，江青讓人請他去人民大會堂參加國宴，他告訴來人說：「我不去！」來人說：「這是江青同志點了名的⋯⋯」錢先生仍說：「呵！呵！我不去！哈！」來人說：「那麼，我可不可以說錢先生這兩天身體不舒服⋯⋯」「不！不！」錢先生說：「我身體很好！」

表叔桌子上有架陳舊破爛的收音機，每天工作開始他便打開這架一點具體聲音都沒有只會吵鬧的東西。他利用這種聲音作屏障隔開周圍的繁囂進行工作。

他是利奧納多‧達文西類型的人。一個小學甚至沒有畢業的人，他的才能智慧究竟是從哪裏來的？我想來想去，始終得不到準確結論，賴着臉皮說，我們故鄉山水的影響吧！

我尊敬的前輩聶紺弩先生，幾十年來跟沈從文有着某種遠距離。60年代初，紺弩老人從東北勞改回來，從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作品選，過了幾天，紺弩先生在我家肅穆地對我說：

「我看了《丈夫》，對沈從文認識得太遲了。一個剛剛21歲的青年寫出中國農民這麼創痕淵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說過的：『偉大的、俄羅斯的悲哀』，那麼成熟的頭腦和技巧！⋯⋯」

我沒有把紺弩先生的話告訴表叔。我深深了解，他不會在乎多年對手的這種誠懇的稱讚，因為事情原本就是這樣的。

一生力戰，安息長眠

前兩年，我在表叔的陵園刻了一塊石碑，上頭寫着：

「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

獻給他，也獻給各種「戰場」上的「士兵」，這是我們命定的、最好的歸宿。

謹以此文，紀念沈從文先生逝世30周年。

文章原刊於壹學者微信平台（首發於《解放日報》），本社獲授權轉載。

壹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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