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本社編輯部

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

──李歐梵談香港寓言二之一

整理：陳艷貴  圖片：華文及比較文學協會雙年會

我們怎樣找一棵榕樹去給他們說故事呢？我們怎樣去說今天的故事？… Continue reading

編按：首次於香港舉辦的華文及比較文學協會雙年會（ACCL），本年度由香港中文大學、美國杜克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共同主辦。雙年會特別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李歐梵教授以「香港的寓言」為題，作開場主題演講，回溯及討論香港在文學創作及多媒體表演中被視為隱喻而呈現的不同面貌。本文為演講整理內容：

如何定義「寓言」？

我們該怎樣翻譯metaphor? 我找了一些metaphor的定義，基本上是一種語言的方式，但指涉的是另一種現實，中間有非常微妙的關係。「寓言」可譯為allegory，但allegory和metaphor是不是有點不同？這學問就大了。以普通讀者的立場來說，什麼都可以。有了隱喻，也許創造了明喻，明喻是表面上的意義。「寓言」既是metaphor，也是allegory，所以我的定義是：metaphor是短的意象，allegory是長的故事，可是這個故事的背後還有一個真實的故事，兩者產生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互動或矛盾。

「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

我們先以最淺、外來的遊客說起，很多人以前會用這句句子： “Hong Kong is a place of borrowed time and borrowed place.”，為什麼香港的時間和地點是借來的？香港1997年還給中國，九龍的租界一併還給中國，所以是一個「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

「消失的空間」（city of disappearance），是阿巴斯對香港的更為著名的描述，為香港研究者廣為引用，中文翻譯表面看似「消失」、「失去」。阿巴斯又以「（不）呈現」（dis-appearance），“dis” 變成很有意思，就是 “dis-appearance” 中間劃一條線，表面上的東西不是真正的東西，真正的東西可能看不到。那什麼才是真正的香港？

從這些表面的隱喻來看，有些香港的作家，特別是陳冠中、黃子平，他們提出：「如果香港是一個隱喻，就被隱喻掉了。」隱喻就是「去蕪雜，略細節，濾噪音，失記憶」，好像這個故事已經說完，所以剩下的只有重複和覆述。

香港形象該從何說起

富有代表性的香港書寫首推梁秉鈞（也斯）的中英文對照詩集《形象香港》。英文書名City at the End of Time，譯作「時間盡頭的城市」。詩集由學者張美君、奧城（Gordon T. Osing）以及阿巴斯作序。也斯善寫印象主義的詩句，多用借喻與轉喻，而非隱喻。他以本土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題材入詩，部分作於八十年代以前，撿拾日常細節，肯定生活的詩學，化殖民性的桎梏為轉機。

也斯其中一首最廣為引用的《形象香港》，裏面寫道：

歷史是一連串形象／塑造的材料可以是紙箔、塑膠、纖維／雷射影碟的按鈕⋯⋯我們抬頭／眺望月亮，今夜的月亮／在時間的盡頭還是開端？ <⋯⋯>時間在過渡，空間也在轉變：／我們在尋找一個不同的角度／不增添也不刪減／永遠在邊緣永遠在過渡／我們用不同顏色的筆書寫／這些東西也很容易變得表面／歷史就是這樣建構出來的嗎？

詩人以獨特的歷史關照，從邊緣角度關心他所愛的香港，展現開放的過渡時空，城市在過渡中邁向時間的盡頭，這是典型的也斯。有不少理論認為，也斯的作品是一種日常生活中的美學。

我們怎樣找一棵榕樹去給他們說故事呢？

我們怎樣去說今天的故事？

──《也斯的香港》

香港文學系譜：「我城」、「浮城」、「V城」

西西的小說《我城》（1974），重要性無須贅言。「我城」一詞慢慢進入主流社會，成為指稱香港的代號，在國藉以外確立城藉此一認同點。西西另一篇小說《浮城誌異》（1988），創作靈感來自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其中一幅畫作名為「庇里牛斯山的城堡」（La chateau des Pyrenees），茫茫大海之上，一塊巨大的岩石飄浮在空中，上面有一座城市，這座顛覆地心引力的浮城激發了不少後來者的想像力，「浮城」是香港的重要隱喻。

西西的《浮城誌異》、《我城》、也斯的《形象香港》都成為香港文學的經典，香港形象從他們開始建立起來。《我城》（Our City）有人譯作We City，講述一批十幾歲的孩子在成長，慢慢感受到同存在一個城市。我認為這種小說就是一種「後設小說」，是寫實的小說，是一種metaphor，一方面在描寫，另一方面讓讀者感受與作者之間的微妙關係。若這作為一個香港寫作的基礎，不是寫實主義的基礎，甚至是一種變為香港寫實主義基礎。香港有沒有寫實主義？當然有。

上世紀四十年代，香港有過寫實主義小說《蝦球傳》，描寫主人公蝦球在抗戰後由香港到廣州的種種際遇，主人公在香港的下流社會到處流浪，最後回歸祖國的故事。但寫實主義並未成為後來香港書寫的主流，要處理現實題材，並非只此一種寫實範式，故事同樣可以寫得充滿新奇與想像。西西以降的創作正是如此，下一代的香港作家，尤其偏愛將城市作為隱喻和寓言來書寫。

寓言化小說：「九七」身份危機

「我城」和「浮城」之後，是1989年「傷城」、2003年「病城」、董啟章2011年「V城」系列——V指Victoria，包括《地圖集》、《繁勝錄》、《夢華錄》、《博物誌》，以及潘國靈的城市學系列，黃碧雲的《失城》等等。這些作品以本土視角出發，多以街名和地名作為香港的換喻或借喻。此一手法早在梁秉鈞的《形象香港》之中有所體現，比如《北角汽車渡海碼頭》和《鴨寮街》呈現城市空間的擁擠、沒完沒了的消費；《花布街》以寓言和歷史角度喚起「九七」身份危機。

有了《我城》、《浮城》，人們向西西致敬，於是也有了一系列的作品，董啟章的「V城系列」中的「V城」是 “Victoria”，這字本身是寓言。潘國靈的城市學系列，黃碧雲的《溫柔與暴力》說了三種城市的形式，包括「詩城」。在這些早期的作品重新探討「香港的形象」、「香港的寓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特點：早期的作家基本上是以本土視角找一些本地人喜歡逛的地方，而不是遊客去的地方，例如北角街、樓梯街、鴨寮街等等……可見香港作家是從大街小巷，甚至小街小巷裏尋找香港的明喻或隱喻。

較有名的是陳冠中寫的《金都茶餐廳》，香港人的說法「金都」就是 “can do”，“we can do”。從這些街名、地名等非常物質的地方尋找線索，直至找到他們心目中的「香港的寓言」，這個傳統一直持續到今天。最近，馬家輝寫了一部小說《龍頭鳳尾》，寫日治時期的香港黑社會，一個英國人和香港本地黑社會老大的同性戀故事，是一個隱喻。結果，日本人來了以後兩個人都死掉。那個中國人愛那個外國人愛得死來活去，可是外國人到處背叛、不忠心，更想利用這個華人。也許這是馬家輝寫出來的隱喻：殖民政府背叛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