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思考和學問

「學問」是很中國的詞彙。「很中國」是指有內涵、有哲理。中國人造字，以止戈為武，寓示真正的武者是要停止戰爭，而非耀武揚威。「學問」是由「疑」生「問」而由「問」生「學問」。我嘗試找學問這詞的英譯，卻只能找到Knowledge，Knowledge倒譯回中文是「知識」。由「疑」生「問」而由「問」生「學問」的內涵不見了。

人類追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

多年前，當時我仍在學生時代，我就養成了「好疑好問」的習慣。我最喜歡跟傳教士辯論，跟老師討論，和找尋書本上的錯處。時至今天，我這「好疑」的習慣從未有變。我質疑書本中Maslow的人類需求層次論；也質疑經濟學的人類欲望無窮論。心理學家Abraham Maslow提出人類需求層次論，與中國人傳統說法「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不謀而合，都說人的基本需要滿足了，才會追求更高層次、如榮譽和自我實現（self actualization）的滿足。我認為Maslow和傳統說法都是「想當然」，未經科學驗證。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著的《貧窮經濟學》（Poor Economics），就列出不少例子，證明不少窮人寧願捱餓，都要在婚禮喪禮等人生大事上做得夠體面。但是，生存不是說最基本最重要的麼？為何有人會因網上欺凌而自殺呢？

我在港大讀經濟的時候，就反對經濟學的「永不滿足」假說（non satiation）。我提出人生以有限的生命時間，不可能對任何產品有無限的需求。有人說：人對產品的素質可以有無限的渴求。然而，經過分析和觀察，我的結論是：生理上的需求有限；心理上的需求也有限，但如何滿足則是由文化決定，某些文化下，人會花費大量資源追求心理上的滿足，但巨大花費得來的滿足，其實跟常人花費得來的滿足沒有多大分別。

我認為人性有一致性，但因文化背景不同，同樣的需求，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對應。我們都要吃，但回教徒不視豬肉為食物；我們都要人家尊重和肯定，但有人要擁有超豪華遊艇才覺得被人尊敬。產品有一定的素質固然重要，但所謂對產品的素質有無限的渴求，不過是無中生有的心病而已。

今天香港有一種說法，指香港已步入「後物質時代」，香港人不再滿足於衣食衣住行等物質上的富裕，而是比前人更有理想。我不認同這種論述。古代人早已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視為人生目標，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孫中山先生畢生視「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為社會進步的目標。我不信今天港人所追求的，比先輩追求的更崇高。

人類應追求平等的自由

今天香港人普遍彌漫着恐共抗中的情緒。香港人多視中國一黨專政為獨裁和極權，並渴望能過渡到西方式民主的政體。我當然不認同專制和極權。我認為平權和限權都十分重要。執政者不能高高在上，不受制衡，這就是限權；人人都應該享有同等的政治和經濟的權利和平等的社會地位，這就是平權。

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的口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所以普世價值的確存在，並無中西之別。我自小明白自由的重要，但任何人不應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時侵犯別人的自由。因此我們要追求的，應該是人類最大的「平等的自由」。我響往的，不是徒有選舉形式的政體，而是最能給人民最大的「平等的自由」的政體。我1973年上研究院攻讀博士的時候，曾想過以探索什麼是理想的政體為博士論文的題目。我思考這題目多時，決定不能接受西方爭權奪利式（adversarial democracy）的民主體制，2010年還出版了一本Public Governance in Asia and the Limits of Electoral Democracy的專書。由於個人對誰人執政無法控制，我認為比選舉更重要的是限權。即是要有機制防止濫權和極權。我寧取以高透明度的程序和標準選拔一個國家或任何政體的領導人。

表一來自世界銀行的數據，儘管在「人民發聲和政府問責」中國大陸排名仍然低，然而自2013年起所有指標都顯示中國的公共管治近年都有不錯的進步。而且即使在政府問責上，中國也並非想像中差勁。新加坡副總理2015年就公開稱中國有非常獨特的辦法處理官員和政界人員的問責（Chen, 2015）。我想這是使人告慰的，也應可減少港人的憂慮。至於香港，其實全部個指標自回歸以來都見進步，印證了一國兩制的成功。

參考文獻：

Dingding Chen （2015）How China holds politicians accountable, Today Online

何濼生

畢業於香港大學經濟系，多倫多大學經濟學碩士及博士。專攻政策研究，曾任職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經濟部及安大略省經濟局。其後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2年，1995年轉到嶺南大學任職經濟系教授，並兼任系主任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2015年何氏退休，但仍以兼任型式繼續其研究及教學工作。2016年9月轉職香港珠海學院為商學院院長；2019年何氏重返嶺南大學。現時是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兼任高級硏究員。何氏的研究以政策分析為主，學術論文約百篇，專書數本，涵蓋經濟、政治、心理，和教育等領域。先後獲政府委任為中央政策組兼任顧問、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香港成員、醫院管理局衛生服務研究委員會成員、香港金融研究所顧問團成員、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成員。從1999至2007年歷任香港經濟學會會長；2009至2013年任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政策研究及倡議委員會成員。2016年獲特區政府頒銅紫荊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