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合一，政教分離，大學排名一定進步──獨家專訪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

郭位校長在任15年期間比較低調，較少接受傳媒訪問，也很少出席應酬活動。2014年10月22日，本社創社的香港十大校長論壇──香港高等教育如何維持國際優勢，郭校長很早便答應出席，即使那天香港城市大學有重要的校慶活動，他都盡量遷就我們的安排，十分感謝他的支持；這個在佔中期間舉辦的教育論壇，10位香港高校校長到齊，可能成爲絕響。

他是少數大學校長任内寫作不輟，在中港台三地及國際出版社出版了幾本研究高等教育的專著，最近新出版的名爲《高等教育的心盲》，探討台灣、香港、内地與全球大學的困境和危機，視野廣闊，觀點精闢。

2008年，已在全球電子產品及系統與核能可靠度研究領域獲得高度肯定的郭位教授，因緣際會，從讀書、工作了34年的美國，回到亞洲出任香港城市大學（城大）校長，不經意間已成為城大歷來任期最長的校長。到城大之前，郭校長與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雖有學術交流，並擔任科大工學院顧問，「但嚴格來講，對香港的瞭解不是很多。我跟科大開始就非常熟，但這種熟跟了解香港還是有很大距離的。」

郭校長回憶，「我跟城大沒有什麼淵源，接受城大這個職務挑戰，跟校董會前主席還有幾位校友的熱心誠意讓我感動有關，這是第一個因素。其次，有機會回到東方工作，我覺得也是相當不錯的一件事。我一直認為香港的文化和我出生成長的台灣應該是接近的，至少都是用所謂的正體字、繁體字。當時其實香港還有幾個大學找我，但因為我答應了城大，所以就來了，一切都是緣份。」

教研合一政教分離大學獲致長遠進步

回首擔任城大校長這15年，香港及城大都有了極大變化，「城大在很多方面我認為是香港最好的，但在一般市民甚至政府眼中，我相信城大從成立到今天一直都是被低估的。如同我在上任演說開宗明義便提到，希望城大成為一個學術氛圍濃厚，以學術為主的大學，這一點說起來容易，但做到的大學不多，城大這幾年就做得非常好。」郭校長說。

自上世紀90年代起，全球高教界最大的變革，便是在質量的認知下，藉大學評比做到教、研、學習品質的提升。他認為，高教就像高度競爭的企業及產品，有必要設定基準指標，藉以測量、評鑑和修正教研方向與內容。他以城大近10年在全球大學評鑑項目中取得傲人成績為例，注重教（學）研（究）合一，政（治）教（育）分離，「當這兩件事情做好的時候，很多東西都會跟着改進，排名一定會進步。」

政教分離是郭校長任內極力推行的主張，他認為，唯有政教分離，才可能達至學術自由與大學自主，除不希望政治進入校園，亦不希望教職員打着城大名號從事政治活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也應該有自己的看法。但如果要在大學工作，就應專注從事學術研究，如果一心多用，肯定不會有什麼大成就。並非說教職員不可以參政，若要參政就請離開大學，美國的大學在這方面有非常嚴謹的規定，許多歐洲國家甚至亞洲的日本明文將學術自由寫入憲法，政治與大學學術絕對是分開的。」

認清定位專注教研科技創新協助創業

郭校長認為理想的大學有三個原則：教研合一、政教分離、社會服務與貢獻。「我心目中理想中的大學，就是在這三件事上竭盡本分做好它。」他說。「大學對社會的服務有很多種解釋的方法，現在比較流行的是創新、創業。過去科學園區都設立在大學外面，歐、美、台灣、日本都是如此，但現在趨勢是在大學裏面成立科學研究，就像城大HK Tech 300，過去3年我走訪全世界30多所大學校長及兩岸三地、法國6所中學校長，我發現美國、以色列、法國都有這個概念，這是大學對社會的重要貢獻。」他認為，大學應將資源集中在發展尖端知識和專業技能上，為前瞻性的職業和工作做好準備。

產、學、研聯合體在全世界都有不少可圈可點的例子，借助大學之力，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其中成功的例子包括喬治亞理工學院、康乃爾理工學院的創新角落（Innovation Zones）。近兩年受到全城關注的城大HK Tech 300計劃算是亞洲首創，郭校長表示，「這個計劃成功的關鍵在於，我們網羅了香港工商業界有心人士的共同參與，多面向提供有志創業的城大學生、校友、研究人員及其他人士在成立初創公司的過程中，告訴他們哪些可以投入，哪些應該改進，哪些可以加強……這些成功人士的熱情投入居功厥偉，是HK Tech 300成功的關鍵因素。」

在當代大學的分類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是人文學科（Liberal Arts）大學的代表，這類私立大學重視基礎人文科學，博雅教育是這一類學府奉行的理念；麻省理工學院（MIT）則是以專業學科為主的專業型大學（professional school）代表，這類大學專注教研創新，畢業生對社會貢獻具體實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則是學科完整的綜合性大學（comprehensive university）；尚有以音樂、舞蹈、戲劇等單一學科著稱的單一學院（specialized university）如紐約茱莉亞學院（The Juilliard School）等，但無論哪一種類型的大學都同時保有教研的因子。

海納百川廣求英才科研帶動香港高教

「我們東方的大學尤其是兩岸三地的大學都有一個毛病，就是什麼都想做。」郭校長指出，「客觀而言，兩岸三地的大學相似之處頗多，或許因為來自同源同種的文化。兩岸三地的高教擴展快，大學多，企圖心強，畢業容易，學科多樣繁雜，但品質沒有保證。」他舉例，「城大學生在體育及音樂方面有不錯成績，但不一定要成立體育系、音樂系，就像美國史丹福、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這些歷史悠久的大學，在體育表現方面都享有盛名，但一樣沒有體育系。大學專注在某些領域即可，不需要什麼都有。」

他認為，重要的應是大學的定位，確定大學的使命及類型，繼而優化人力資源，譬如招聘優良師資、招收傑出學生。「我長期以招募較自己和現有團隊更優秀的人才為目標，城大許多傑出的教授都是我主動聯繫親自拜訪邀請來任教的。」郭校長相信，得英才者得天下，「沒有現代化的做法和心態，怎麼可能找到國際專家；沒有國際觀的專家，又怎麼可能教出具國際觀的學生，或要求他們具有國際視野？所以大學應放低身段，不停求才，要海納百川，廣納英才。」如同城大自我定位為專業型大學一樣，「我希望城大在我退休後繼續茁壯成長，在專業教育上持續作出貢獻。

對於香港高等教育的圖像，郭校長指出，「在1980年以前，兩岸三地大學是沒有研究這件事情的。台灣在80年代帶頭重視研究，香港和大陸則分別在90年、00年才開始提倡研究，但都比歐、美、日本晚了近半世紀。」他認為，香港在1990年成立香港科技大學對香港高等教育有很大貢獻。「香港的大學能在世界高等教育佔有一席之地，科大有很大功勞。大約15年前開始，城大在校內開始注重績效評鑑，讓科學不是只有研究，並且要卓越。」香港高教的研究氛圍，從90年科大開始至2010年城大推波助瀾，整體推動了香港各大學科研的鼎盛風氣。

香港高教資源集中菁英教育銳意求新

「香港由於地狹人稠，所有大學除了科大、中大，其他大學的校園都不夠大，加上大學數目及人數不多，但也因此，讓香港的大學在獲得政府的資助及資源方面相對來説是比較好的，雖然整體投資仍無法跟北大、清華這些國家級大學相比，但仍有利於香港大學對外收生及人才的招聘。」郭校長說。香港的高等教育在短短30年間做出了一定成績，確有其優勢，但未來仍有非常多隱憂與挑戰，「若資源分配制度不改變，恐難有很大突破。」

郭校長以大學教授待遇為例，「香港資源非常好，但實際是因為早期香港大學教授與香港公務員待遇掛鉤，因此順便沾光，並不是特別給大學教授的薪水比較高。這又是一個誤打誤撞。」他認為，「亞洲高等教育我覺得最好的是新加坡，大學整體水準是領先香港的，另外一個地方是韓國。大陸策略性投資了很多大學，也獲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香港的挑戰是要如何保持，並且持續進步。」

早自1980年代《今日美國》（USA Today）提出大學評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最早就美國大學的表現進行排名評比，促進了全球高教的現代化。郭校長在最新著作《高等教育的心盲》一書中曾對何謂卓越大學有一個初步定義，「我認為，在QS（Quacquarelli Symonds）、THE（Times Higher Education）、ARWU（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y）及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這四種排名都能進入世界前百大的大學，理當被視為優秀的大學。」就像能打入四大網球公開賽的選手，理應都是網球界的佼佼者。

他也提到，「亞洲四小龍的高校，新加坡最好，香港第二，韓國緊追在後，台灣墊底。台灣墊底的原因是資源很差，香港排名第二是因為資源還可以。香港的資源是因為大學實在太少，今天香港中六畢業生大概只有30%可以進UGC資助的8家大學，在亞洲國家裏沒有比香港還低的，因此，嚴格說來能進入8家大學的學生都是相當不錯的。」

英文優勢並非絕對家庭教育從小做起

長久以來，香港高校引以為傲的全英語教學並非全然優勢，郭校長指出，「在2022年4種排名都進入前百大的大學，亞洲只有12所，在這12所大學裏只有3所是用英語教學。以日本東京大學為例，東京大學排名比許多香港的大學都好，所以我常說英文不是最重要的，當然英文可以幫助國際化，但英文講得好卻沒有內涵是沒有用的，所謂文以載道，內容一定是最重要，其次才是語文。」

他以1982年費爾茲獎得主丘成桐、1998年獲諾貝爾物理獎的崔琦為例，皆畢業於以中文教學為主的香港培正中學，無獨有偶，尚有幾位科學家亦畢業於早年的培正，而功成名就於美國。「我們不能說中文對科研有幫助，但肯定中文對科研是沒有害處的。這幾位從香港走出去的著名科學家說明了語文當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他們中學學的是中文，不是英文，換句話說，即是個人本領比語言更重要。該反思的反而是為什麼重視英文的中學畢業生少有科研表現？為什麼重視英文人才濟濟的香港甚至未能出些文、史、財、政、法、經的學術大家？」

香港教育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通識教育，「到大學再來談通識教育，我覺得是本末倒置。就像如果你從來沒有刷過牙，等到進大學之後，再跟你説刷牙很重要，絕對時之已晚。通識教育就跟刷牙一樣，從小的家庭教育就應該要注意。香港社會現在有點顛倒，家長花很多時間想讓孩子贏在起跑線，反而忽略了一些從小就應該擁有的基本品德與教養，讓孩子太早起跑，但基礎沒有打好，我是非常反對的。」

回顧自2008年來香港到今天，15年過去，他認為「香港變化太大了，學生對未來很茫然、很失落，因為不知道正確方向是什麼，所以很多事似是而非，但這個失落我們大人要負責。」這些年即使經歷許多事件，或被批評，或被責罵，但校長仍感受到香港濃濃的溫情與感動，即使19年在香港最不安定、社會最動盪的時刻，校長仍記得他最常去那家速食店的服務生、校園保安、大學的清潔工……在不同的時刻，都挺身而出告訴他：「校長不要怕，我來保護你」，這些令人感動的誠摯溫情從來不是來自上位者，而是無數的小市民，因為這些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讓他相信經過磨礪的東方之珠必能更加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