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之：港深創科園能成為中國矽谷嗎？|本社編輯部

創科產業是世界各國發展大勢，面對如此機遇，香港亦不怠慢。今年1月，港府與深圳市政府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共同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將是香港區內最大型的創科平台。港科院院長徐立之一直致力推動香港創科發展，他表示香港結合內地，兩者互補長短，可以產生重大機遇。

2016年《商薈》4月刊，徐立之亦曾接受記者採訪討論香港創科發展。當時，他強調創科不能單看經濟價值，而應着眼建立適合創科產業的生態圈。今天，他補充指出，完整的生態圈需具備上游、中游、下游三大環節，三者環環相扣、緊密合作，才可發揮出中港創科平台的優勢。「以足球隊作喻，球隊內必須齊備前鋒、中場、後衛、守門員。但若然單單湊齊人腳，球員之間貌合神離，這樣亦是不妥。如要踢得一場精采賽事，球員的合作和默契是關鍵。」他又形容，香港和深圳的優勢不盡相同，香港人思維創新，科學理論根基亦好，故多為上游人才；深圳企業技術出眾，擅於實踐，故多為下游專才。

香港上游理論結合深圳下游技術

「簡言之，這邊廂香港擁有豐富的創新知識和想法，那邊廂一河之隔的深圳則雲集技術人才，能夠把香港的想法化為原型（Prototype）。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以後，這園區就成了兩地的接觸面，讓各方人才互相交流。」徐立之解釋，事實上香港亦有專業的技術人才，但香港的儀器配套不及深圳成熟，自然需要借助深圳的力量以發展創科產業。「譬如說，我在做一項實驗，過程中需要把一塊鐵板折彎，但我卻沒有合適的工具，那當然完成不了實驗。然後我請深圳的人員幫忙，他們工具充足，技術純熟，幾乎不花工夫便辦妥了。」

的確，這些年來深圳大力發展創新科技，不但擅於建立產品原型，產品包裝等技術亦於國際間享負盛名。「這方面是深圳企業的專長，亦是它們的吸引力。事實上，香港亦有吸引深圳企業之處，它們十分欣賞香港對於知識財產的保護措施，希望來港設立研究基地。」

港府應多投放資源

徐立之建議，政府應考慮批發兩地過關的特快通行證予河套的創科人員，讓園區聚集更多人才。「香港如要成為創科基地，背後必需得到政府和投資者的支持，而政府的力度應要大點，因為這是她的願景。」他更指出，港府若不盡快加一把勁，這個願景恐怕難以實現。「『港深創新科技園』佔地87公頃，以香港的創科園區計，面積將是全港最大的。但深圳那邊的可發展空間亦不小的，隨時撥出數平方公里的土地發展創科園，那將會比香港的創科園大上數倍。」

他強調下屆政府必須積極發展創科產業，若然掉以輕心，恐怕會給深圳搶佔先機。「我認為，政府的責任是撥出資金、投放資源、提出合適政策，以此扶助香港創科發展。至於創科研究的範籌、題目，則不應由政府主導。」他指出，可以建立合適的評審制度，讓專家選出恰當的研究方向。「不過。我相信這方面楊偉雄局長早就考慮充足了。」徐立之笑言。

不要想着複製另一個矽谷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消息傳出後，很多人對其期望甚高，更有人認為港深兩地合作，可以建立「中國矽谷」。對此，徐立之卻是不以為然，認為矽谷的成功絕不是可以輕易重現的。「我常常說，歷史的確會重演的——但它重演的只是大方向，箇中細節卻不會重複。矽谷的成功是由於全美國的人才，他們齊集一個地方，互相交流，良性合作競爭。香港的情況則不同，單看人才數量、市場規模已是大為不同。」他強調，香港擁有很多傑出的科學家，但人數上始終難與整個美國的科學人才相提並論。除非香港能夠吸引全國，甚或全球華裔科研人才聚首，而這則視乎香港對於發展創科基地的眼光和投資。

「矽谷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不是政府說要有矽谷，就有了矽谷的。它是經年累月發展而成的。」徐立之奉勸，香港可以參考矽谷的成功經驗，但不要想着複製另一個矽谷。他指出，很多地方都曾立志複製另一個矽谷，但最終只有以色列做出了成績。「以色列是個有趣的例子。因為美國有許多傑出科學家都是猶太裔的，所以當年他們聽到以色列開始發展創科基地都願意回流盡一分力。」他表示，香港如想模仿以色列的成功經驗，先要問問自己：河套園區有號召全球華裔科研人才的魅力嗎？

官產學研必須互相配合

「人才引入是件複雜的事情，即使國外人才願意來港，若你沒法安排住屋，沒法為他們的子女找到好學校就讀，最終也會功虧一簣。」徐立之指出，政府有責任協助人才來港發展，亦應積極推動官產學研四方合作。「『官』：政府成立了創新及科技局，對於創科發展相當有利；『產』：現在商人還有『high-tech揩嘢，low-tech撈嘢』的想法嗎？假若仍有這種想法，政府便應出手減輕高科技產業的創業風險。」

至於學術和研究方面，他認同香港的研究資源豐富，惟政府的監管方式卻有問題。「以煮飯作喻，若然你每隔數分鐘便打開電飯煲，說要看看飯熟了沒，那麼這鍋飯鐵定煮不好。政府看研究進度的做法便是這樣，總要看看學術研究人員如何用錢。」他解釋，政府的做法讓部分學術研究人員傾向「取易不取難」，只做能夠快速取得成果的研究，好向政府交代。一些具潛力的長遠研究計劃因而未能得以發展。

徐立之又指出，香港的大學之間存在競爭關係，一所大學得到較多資源，另一所大學的資源便相對減少，導致大學之間合作空間很小。他期望河套園區關注公共課題，創造空間讓不同大學的研究院合作，促進香港科研發展。「但這是整個生態的改變，需要很多政策配合，並非一時三刻能見成效的。」

原刊於中華總商會《商薈》2017年4月刋，本社獲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