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是管理國家者之大忌。這出自《論語·季氏》第十六篇，原文是「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意思是：我聽說，對於諸侯和大夫，不擔心貧窮，而擔心財富不均；不擔心人口少，而擔心不安定。由於財富均了，也就沒有所謂貧窮；大家和睦，就不會感到人少；安定了，也就沒有傾覆的危險了。因為這樣，所以如果遠方的人還不歸服，就用仁、義、禮、樂招徠他們；已經來了，就讓他們安心住下去。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思是，不担心分的少，而是担心分配得不均匀。孔子點出了財富不均是對於管理國家不利的。
對於一個地區或國家的貧富懸殊，有人會用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這個由0至1的數值，0代表絕對平均，而1代表絕對不平均。因為數字簡單，容易明白，所以堅尼系數備廣泛利用。但是堅尼系數也有其局限，正確上只能反映一個地區的收入分配是否平均，不能全面反映貧富懸殊的情況。而單使用堅尼系數作為政府政策的基礎亦有一定的局限性，這點要注意。
要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首先要定義什麽是貧富，而當大家對貧與富有一個共同的概念之後，才能了解其差距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否則大家概念不同，討論容易出現『雞同鴨講』的情況。
相對概念此消彼長
何為貧？何為富？這明顯是一個相對概念，如果以絕對數字來劃分，或許可以用每年每人平均國民產值（GDP Per Capita，簡稱人均GDP）去判別，一個國家人民大致上是富裕還是貧窮。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2017年6月報告顯示（以2016年數據計算），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國家是盧森堡，平均是101,715美元；最少的是非洲的小國馬拉維，其人均GDP只是322美元。香港則是44,752美元，全球排名第14位。如果以絕對數來算的話，香港從任何角度來看，不應該是貧窮的社會！而一般分析認為，如果人均GDP是1000美元以下，便算是貧窮地區。
但不同地方的生活水平不同，如果以絕對數來算，1000美元在某些國家，可能仍能過活得很好，但如果放到香港之中，便存在很大問題。1000美元相當於7800港幣，以12個月計算，大概650元一個月，如果每月收入650元或以下才算是貧窮的話，那麽相信絕大部分港人都不能界定為『貧窮』！就算是無收入的長者只要能收取『生菓金』也比這650元的數目強的多！但每月只有650元收入在香港可能過不到活。
香港2016年人均GDP是44，752美元，折合港元34.9萬，平均每個月29,088.8元。而GDP的計算，是以當地一年之中所有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價值合計而來。而把GDP除以人口，便得出人均GDP。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2016年5至6月，每月工資的中位數是16,200元，約是人均GDP的55.7%。而兩者差距部分，是給予投資者回報及政府的稅收等等。
香港語境下的貧富懸殊
既然香港的人均GDP是世界排名第14，應該可以叫做富裕或者在190個國家或地區之中，叫做相對富裕，那麽貧富懸殊又是甚麼回事？
一般的瞭解，財富的多少可以從兩方面計算，第一是每月收入有多少；第二是擁有的資產（財富）有多少；前者是一個會計學上的流動概念（flow concept）；後者是存量概念（stock concept）。如果財富累積是個遊戲，在遊戲開始之時大家都沒有資產，要購買資產，便要儲錢，在日常收入中累積。那麽每月收入的多少，便決定個人購買資產的速度與能力。那麽在一個居民整体較年輕的地區，亦即長者較少的地方，收入分佈是否平均，大約可用收入分佈去界定。但到了老齡化的社會，像香港與日本的情況，單看收入分布便有不足，因為社會出現不少退休的長者，他們沒有再工作，所以主要工作收入是零。如果我們單以工作收入來劃分貧與富，他們一定會界定為貧窮的一群。但是事實又是否如此？他們或許擁有大量資產，只要把資產價值釋放出來，便可拿來消費，維持日常生活。例如他們或許持有收租物業，每月有租金收益；也許持有股票，債券或基金，定時收到股息、利息。問題是他們會否當這些收益為收入，向統計處或稅局申報？如果沒有，那麽統計所得出的數字便會有所偏差。
假設有兩個市民A君與B君，A君月收入16,200，而B君月收入162,000，如果知道A君與B君的收入，相信知到的人會說B君比A君富有。但假若第三者不知兩者收入，又怎能判斷兩人的貧富？假設B君很樸素，不穿靚衫，不愛名牌，不愛消費，出入也只是公共交通工具，那麽單從外表看來，B君與A君情況相差不遠；唯一分別可能只是銀行戶口的存款比A君多而已。這些儉樸的人，筆者身邊朋友也有不少。而相處起來亦無問題。
判斷貧富差距
什麽情況之下，人們才覺得B君是較為富有的呢？答案是從（1）消費模式及（2）擁有資產兩方面。例如穿金戴銀，著名牌衣服，出入高貴場所，而這些都是花錢的事項，要這樣消費，要擁有一定財力才可以，這樣便會令人覺得他很富有。因不是人人消費得起。如果刻意宣傳這方面的消費，便構成炫富的情況，容易做成人們之間的矛盾。至於資產方面，包括擁有名車、古董、藝術品、豪宅等，這些資產價值多少，反應個人財富有多少。例如一個富二代，終日無所事事，亦不工作，所以沒有收人，如果單憑收入計算，他一定被界為『貧窮』之列。但因父母有錢，有資產，日常開支可由父母支付，所以才能做出高消費的行為。而這些富二代會被界定為『有錢仔』，亦即富有一群，因為他的父母擁有資產能給他花費！
「富人」英語之中在可叫做Rich，亦即豐富，不缺乏的意思，而豐富是描述資產，即有各種資產的意思 ，而不是指收入。而英語中wealth一詞，是指財富，而wealthy是指擁有很多資產的意思。而wealth management，是譯作財富管理，怎樣把個人財產管理好。由此可見『富有』從西方觀點之中是傾向資產方向，而不是收入。而英語中的wealthy people，所謂有錢人，是指他有很多資產。
所以判別貧富差距，基於三大因素：（1）收入分佈；（2）財富(資產)分佈以及（3）消費模式。堅尼系數只反映收入分布，不能反映財富分佈及市民消費模式！政府每五年做一次人口調查，其中包括收入分布（卻沒有財富分布）。而透過收入分布，便可以計算出堅尼系數（有關堅尼系數的計算恕不在本文介紹）。假設圖一是市民的收入分布，而分佈圖中間的位置是入息中位數，据2016年數據顯示為$16,200。這條曲線的形狀，便能顯示出市民收入的差距。透過這收入分布曲線，再按堅尼係數的公式計算，便能得到香港堅尼系數。2016年的數字為0.537。通常已發展地區，堅尼系數多是0.3至0.4之間，而香港的數字，顯示香港市民的收入分佈並不平均（Income Inequality）。但收入不平均的單一指標，有是否能完全代表貧富懸殊呢？
政府補底 收窄差異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是杜甫的詩句，反映了唐代貧富懸殊的現象。朱門是指有錢人的府邸，有錢人住大屋，酒肉吃不完在家中發臭；至於窮人沒有住屋及食物、衣物，最終凍死街頭。而貧富差距，在詩句中點出是住屋（shelter）及食物。而現代的要求還要多些，衣、食、住、行加醫療是維持生活的基本開支。這牽涉到維持生活的基本消費的問題。假設要維持一個人的基本生活，要每月$8000才行，那麽在圖中收入少於8000的市民，假若得到政府的補助，無論以實物發放或現金補助，那麽這個收入分佈便會改變，由0至a點中間的人數會消失，而$8000的人數會大幅上升。這樣收入分布曲線因政府的介入而改變，而新的堅尼係數要變小了。堅尼系數的下降，反映最高最低收入的距離拉近了，而政府的責任是補底，讓每個市民可以維持基本生活的消費。
如果再極端一點，要把堅尼係數再降低。例如把圖一中的c點，月薪$80000以上的人士抽重稅，那麽C點以上收入的人士的實質收入大減，計算出來的堅尼系數會下跌。如果把堅尼系數單純解讀成貧富懸殊，數字越小，就會被解讀成貧富懸殊並不嚴重，這又是否正確？
收入有差異，有是否有問題？不同的工作崗位，工資不同是正常的。這是因為所需要的經驗，技術以及知識都不同；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能力；他們所獲取的工資便會存在差異，而工資的多少，是市場上的供求所決定的結果。而收入的分佈，某程度上反映不同工作崗位生產力的問題。所以收入存在差異是正常的。收入多少反映市民的生產力及市場供求的關係，是市場系統資源分配的結果。如果硬把收入分布不平均，當成貧富懸殊便存在偏差！
要想較多收入的人士徵更多稅，背後要有合理的原因才行。如果政府缺乏資源，不能為低收入人士補底，於是要向收入較高的人加稅，補貼收入較低人士，還可以說得通。但假若技術性為把堅尼系數壓低，於是從收入分佈入手，改變其分佈曲線形狀，希望降低堅尼系數，那麽這種做法便是本末倒置。
要決定是否貧窮不應該單單看收入，還要看其財富分佈部分！而財富不平均（Wealth Inequality），更容易是貧富懸殊，社會不和諧的原因。例如擁有物業（資產）與沒有物業的區別。住屋是香港核心問題之一，而貧富懸殊問題與住屋問題是相關連的，因為擁有物業就是擁有資產，是財富。而在香港家庭的資產分佈，物業往往佔最大比重。所以在樓價上升之時，擁有物業與沒有物業的分歧就愈大，Wealth Inequality就更明顯。只可惜香港沒有太多財富不平均的數據，要統計起來亦不容易，而香港在這方面研究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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