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百周年 中國民主夢未圓

歷史事實不可以改變，它們僅是「發生」了；單是歷史事實的「發生」，並不產生意義。所謂歷史的意義或教訓是人們給與的，歷史事件前因後果的邏輯推理架構也是人類創造的；所以，歷史解釋會隨着人事的變化及世代的遞嬗而有所轉變。在這意義下，1917年意大利歷史學家及美學家克羅齊的名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是正確的。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至今已100周年。在以光年計算的宇宙內，100年比一瞬間更短；但在凡人世間，卻已經歷四、五代人了。今日我們如何評估五四運動呢？

毫無疑問，五四運動是一個有極大爭論的極其複雜的社會政治運動。在中國大陸，五四是受到共產黨官方充分肯定的。毛澤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頌揚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反帝國主義的政治愛國運動。基於此，中共在紀念五四時，會全部側重在五四的反帝愛國的內容上。相反地，從大陸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卻是對五四持否定的態度。而當今台灣執政黨民進黨是主張台灣獨立的，對五四並沒有正式的論述，反而對割讓台灣的《辛丑條約》肯定有加。

根據專門研究五四的著名學者周策縱寫的《五四運動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的研究，五四運動實可分為廣義的及狹義的。廣義的可指謂從1917年至1921年發生的新文化運動，而狹義的則指謂1919年所發生的反對巴黎和約中西方列強將德國在山東省的利益轉移給日本的學生示威運動。中國哲學家李澤厚以「救亡」及「啟蒙」兩主旨耒顯示五四的歷史意義；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及社會學家金耀基則以器用─制度─思想（價值） 的架搆來標示中國近代晚清以來現代化的深化進程，特別指出「五四」是一場「思想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 。周策蹤說：「五四運動標誌着中國知識分子的對人權和民族獨立的獨立觀念迅速甦醒。」

五四運動只為救國？

五四肯定是一個民族主義的運動，這是沒錯的，從當時的口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可以看得出。但是，如果將五四的意義僅僅局限於愛國這一點上，未免太偏狹了，而且在政治視點容易受到黨派的左右。

五四運動是一場救國運動，相信是沒有人表示異議的，但是五四並不單單是救國運動。眾所周知，五四時代最著名的口號是「民主和科學」，當時稱為「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這兩個名詞是中共創黨總書紀陳獨秀首先採取的。陳獨秀一生傳奇，歷盡波折。晚清時代從事革命，民國以後，轉入輿論界；1915年創辦《新青年》，批判孔孟傳統文化；接受西方先進文化的民主主義的思潮；1917年受到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邀請，改革文科課程。1917年俄國革命成功後，漸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1919年五四運動後，思想激進化，創立中國共產黨；後經歷慘酷的黨內鬥爭，反對共產國際的路線，最後以托洛斯基主義份子被中共開除出黨。晚年最終回歸新文化運動初衷，再信仰西方的議會民主為較理想的政治制度。

的確，愛國救亡是五四的背景。1915年日本向當時的北洋政府提出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要求，而當時的軍閥政府接受，因而引起北京群眾憤怒抗議示威；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戰敗，在巴黎的和約談判中，列強未能履行公義，反而容忍日本接收德國利益，引起北京13間大學3000多學生的憤怒，演出了「火燒趙家樓」的一幕，成功地阻止了北洋軍閥政府簽署條約。

科學民主夢至今未實現

百年後回望五四，歸納當時的政治、社會現象及思潮走向，實有三條主線：救亡、啟蒙及更新。救亡是國家民族的救亡；啟蒙是指個人自由或權利的啟蒙；更新是指整體（holistic）文化的更新。救亡與啟蒙，論者已多，不必細述。文化更新最有象徵性的口號是「打倒孔家店」。胡適引入尼采的說話：「重估一切價值標準」，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論」以「科學與民主」等，無不以指向一個現代中國新文化體系的建立。可惜近代中國國運曰蹙，中共乘曰本侵華而趁勢崛起，1949年後，以烏托邦式準軍事共產主義體制，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控制人民思想及行動最嚴苛的政權，至今亦已70年矣。

昔日的中國，異常積弱，任人魚肉；五四時代大學生所愛的國家是整個的中國，當然並非一黨一派的中國。中共今天所談的愛國是一個「黨派化」的中國。在中共一黨專政的管治下，它只准別人用它容許的方法去愛中國。這就大大地違背了五四運動的精神了。

科學與民主是五四的兩大支柱。勉強來說，至今科學在中國是實現了一半。科學是懷疑精神和科技之和。就科技來說，中國己成為世界數強之一，擁有核子彈及太空船等先進設備；至於是科技發展源頭的懷疑精神，中國幾乎是零。中國在基礎性的科學項目原創性的研究上，幾全部交了白卷。至於民主，更不用提了。五四時期，只是數千大學生的示威，已足令軍閥政府讓步。他們擁有軍隊，但不敢開槍。30年前，數十萬解放軍，壓制了數十萬學生的遊行。長安街上，血漬斑斑。改革開放亦已四十載，雖然經濟發展；但一黨專權本質不變，科技的進步更加強了中央政府的監控；缺乏法律監察的官僚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至極端的財富不平均，更甚者，導至全體國民的道德淪喪。試問我們是否應該懷念100年前提出的「民主」？

王耀宗

中文大學文學士，哲學碩士，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學術事務），政治系系主任兼教授，現任政治系榮譽教授。中文編著有： 《神州三十年》（1979年）、《神州四十年》（1990年）、《神州五十年》（2000年）、《神州六十年》（2009年） 、《中國問題面面觀》（1990年）、《中國學生運動的反思與前瞻》（1992年）等。 英文著述有：From Deng Xiaoping to Jiang Zemin: Two Decade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America, 2005)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Crisis: Hong Kong’s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Handover (edited, Lexington Books, 2004). 英文論文曾刊登在：Asian Perspectives, 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Global Asia, Security Dialogue, New Left Review, Critical Asian Studie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Rel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etc.

View all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