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近百年，石油業一直是大生意。假如電動車一天能完全取代汽油車，電池製造及充電服務生意有幾大可想而知。
與其討論「幾時加息」這類講到悶的話題，不如別開生面問：若果只看香港傳媒有關的報道，對兩國貨幣政策的了解會跟現實差幾遠？
最近有一項實證研究，利用了美國 Uber 在四個大城市（芝加哥、洛杉磯、紐約和三藩市）於2015年的叫車數據，推算出美國乘客使用 Uber 得到的總消費者盈餘。
與其花資源研究和推行「綠置居」和「白居二」等損一類人而益另一類人的零碎政策，倒不如花更多人力物力揾地，令香港有穩定的土地和房屋供應吧。
眼前的雷動計劃，的確存在很多不妥善的地方。但在有機會分析之前，希望大家記住任何以一兩個個別例子推斷雷動好壞的論據，都有想過你一棟之嫌。
不要誤會，我絕不認為老seafood全部都是阻住後生仔上位的老而不。
高峰負荷定價，指的是收費隨使用量而改變，非繁忙時間有「特價」優惠，繁忙時間有「加價」措施，在時間上達到分流的效果。
理論其實沒有說過，公路收費加價，塞車必定減少。
一方面我們都相信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一方面不同人的偏好要比較並不容易。
對於醫生和牙醫「收入與成本不相稱」現象，佛利民的解釋是牌照管制下約束醫生供應壟斷發大財。
共享經濟會否在所有行業都變得合法？除了楊局長的取態之外，這要視乎各界的反對力量吧。
從經濟學角度看滙控回購，也許比「回購對股價有支持」等分析有趣一點吧？
情人眼裏出西施，人人的喜好口味各有不同，網上評台的食評當然不能照單全收，不過，一個沒有造假的食評網站，總可以解決部分市場裏訊息不對稱的問題。
若果綠色債券只是虛晃一招，以上的兩個效果就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綠色債券的公關宣傳效果，債劵其實是贖罪劵，減輕一下領展承受的輿論甚至政治壓力，對股東也是好事。
既然博雅教育咁好，為何香港的博雅教育似乎不甚成功？是因為我們過分注重如醫生、律師或金融般的有形技術專才？又或是因為我們和主要貿易市場內的客戶及其有錢人都不再重視跟對方暢談古今中外的能力？
近年「真．共享」經濟大行其道，這個不斷開地舖的策略會否變得不合時宜？
贏在射波前，李維特其實在《Freakonomics》早有預告：by the time most people pick up a parenting book, it is far too late. Most of the things that matter were decided long ago — who you are, whom you married, what kind of life you lead. 言下之意，等到起腳射的一刻才想贏太遲了。
奇怪的，是名譽這東西似乎相當保值，在錯得離譜的一天過後，專家們繼續見報為大家提供脫歐後的投資策略，就像甚麼也沒發生一樣。
甚麼「市場壟斷」、「增加競爭」，都是不著邊際的離地討論。只要價格監管不改，牌照制度依舊，的士問題仍會陪伴你左右。優質的士，只是政府敷衍民意的一個劣質回應。
大名鼎鼎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其實是由芝大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德拉提出。較少人知的史德拉定律(Stigler’s Law)，卻原來是史德拉的兒子為表揚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得主莫頓的父親而命名。
在贏家通殺的賽例下，父碌足以令實力接近的頂尖選手收入非常不同。大滿貫比賽雖未至贏家通殺，但冠軍獎金比亞軍高出一倍。費達拿的廣告收入，更往往是比賽獎金的好幾倍。成功靠父碌，皆因現代競爭激烈的勞動市場有贏家通殺的「巨星現象」。
辦好公平兼優質基礎教育，減少父幹影響以後便苦幹必成功？都話成功靠「等等」，「等等」究竟有幾多係真父碌，下次再談。
政治不正確的另一解釋，是智力、樣貌等的遺傳，令成功的父母較高機會有成功的子女。講到尾，又係運氣。
免費午餐人人都想食，不過，現實是共享平台都需要揾食。
普通市民和政府的分別，就是政府能夠靠增加貨幣基礎找數，而你和我冇錢找數只能以欠債解決。小市民在一張紙上寫下「這是十元」，沒有人會相信，但政府卻有這個權力和信譽，將一張紙變成貨幣。
歌手或樂隊利用眾籌來籌集錄製唱片的資金已不是新鮮事。外國出名的眾籌平台如 Kickstarter.com 裏有不少項目都與音樂有關，另外，不同的地方亦有一些專為音樂眾籌而設的平台。
究竟是一代不如一代呢，還是江山代有人才出？ 這是歷久不衰的爭論。尤其潮流興世代之爭，出來加一把咀的大不乏人。近兩年，青年政治新星不斷湧現，繼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後，又有學聯的幾位大學生，近來則有立法會補選得到6萬多票的本土派梁天琦（按：他和我沒有血緣關係）——於是，不少人走出來意圖解釋這現象。 誰說年輕人為薪酬參政？ 經濟學界前輩說部分鼓吹港獨的「廢青」有人格障礙，我身邊沒有這方面的專業朋友，所以不能予以評論；亦有專為年輕人「起機」的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說年輕人是為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薪酬吸引而參政，更舉例指：「區議員薪酬是大學畢業生起薪點的兩、三倍。年輕人爭相從政，享受在鎂光燈下且合法成為民選議員，我能理解他們的興奮。」 年輕人真的為了薪酬而參政嗎？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個供應的問題。我們要看的是，議席相對其他職業是否愈來愈吸引。 2008年至2012年間，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中位數幾乎沒有變過，相反立法會議員卻愈來愈尊貴，月薪由7萬元左右，升至8萬多元，升幅超過10%。另外，青少年（15至24歲）的失業率，在這幾年間都維持在10%以上。 雖然議席看似變得更吸引，但亞太研究所的研究助理替我翻查立法會資料，發現2008年和2012年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平均年齡幾乎一樣（都是55歲），最年輕的議員都是32歲。而且，印象中這兩屆參選人士的平均年齡不是特別年輕（2012年的參選人士平均年齡約43歲，2008年的數據因時效問題已不能在政府網上找到，但從各政黨名單的組成來看，其平均年齡應不會與2012年有太大差別）——更吸引的薪酬並沒有令更多年輕人在2012年參政。在對年輕政治新星的需求沒有大變化的情況下，從供應的角度解釋年輕政治新星的湧現似乎有點牽強。 既然不是供應，那便是需求的問題。為什麼年輕的政治新星愈來愈受歡迎？是因為大家對舊有政黨固步自封十分不滿？還是如該雙料議員所言「社會流動性低、樓價卻持續高企」令年輕人不滿日增？這些問題我還是留給她的智庫努力研究吧。 原刊於《am730》，作者授權發表。 （圖片：亞新社）
同人唔同命，同場唔同價。夜場，男女收費不一；商場，大小租金有異。Ladies’ Night 優惠女士，為吸引人流到夜場消費；Anchor Store 優惠名店，為吸引人流到商場購物。
傳媒做標題黨吸引讀者無可厚非，但所問非人加上胡亂分析誤導大眾之餘，也叫怕惹上官非的小商戶心驚膽顫。可悲的，是這種打擊奸商的報道有其市場。更可悲的，是敢言的專家學者大有人在，勇於作出一些「跨學科」的判斷。信奉權威的記者照單全收，好心做了壞事。
金翅憤怒鳥，將對「香港因素」有政治及經濟兩大啟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