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辦記者會之所以用低級官員，畫龍點睛，算是對警隊的強力支持，並賦予警察進一步暴力鎮壓的權力，有此一潛藏憂慮。
香港社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一國兩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陳弘毅認為現在便是最需要求同存異的時候。建制派和非建制派、反修例和支持修例各方，理應聯手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特區政府擁有比黎智英及其同路人更多的資源，美國不敢直接全面的介入，正好讓政府以充裕的資源和現有的制度條件，應對黎智英的「戰爭」，把他們擊敗。
讓「槍聲一響，法治收聲」，破壞香港法治的不作為者和始作俑者，是特區政府。
政府現在最應做的，便是依法起訴6月12日襲擊警方的幾十名暴徒。有些糊塗透頂的年輕人要求不起訴這些人，這是要用政治力量干預法治了，與香港人相信的法治精神顯然相悖。
「六二六靜默行」的參與者，向外國領事館呼籲，各國在G20峰會關注香港的「送中案」，「愛丁堡廣場集會」也傳達了同一訊息。年輕人走在集會前頭，關乎對「香港明天」的憂患意識。
法律界的所有成員均有責任促進公眾對法治有恰當的理解，以及在法治受到不公平的批評和受損時，挺身而出。當然，法律專業的領導者，尤其是大律師界的領導者，更是責無旁貸。
《逃犯條例》條例通過後，香港最可能發生如下變化：主要發達國家會與香港重新檢討引渡條例，有極大的概率美國和德國等會取消與香港的引渡條例。
100年前的五四運動（下稱「五四」），是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文化運動。它的光環，在於以科學、民主為主調的思想啟蒙。
對六四死難者的悼念，是人類最起碼同情心、同理心的表達，更重要的是對大陸民主、法治、人權狀況的持續關注和表態。
《逃犯條例》的修訂草案，引起港人焦慮。官方應正視中國大陸司法弊端造成港人的陰影，回應民意修訂草案，只移交涉罪陸人，樹立港人港審的底線。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作為國際城市，服務中國和全世界，香港不應談政治，但不是所有的政治。
自由、民主，是社會走向文明之路的重要標誌。選舉權，既是個人的自由權，又是民眾監察執政者的政治資源，是社會走向民主之路的要素。
一個國家、社會是否文明崛起，是否走向真正的現代化之路，不是看經濟規模（GDP總量）之大、強亮劍的狠鬥格、堆砌形容詞的頌歌，而是目中有人，保障人的自由、平等、尊嚴，在確保基本民權中開拓可持續發展空間。
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法官認為在相互指責、指控、反對指控當中，一項事實尤其鮮明：不論責任誰屬，香港民主進程已經停滯，急需重啟民主發展。這無異於一國兩制的成功處於危急關頭。
家長意志高於一切的社會生態，民眾只是絕對服從的工具，社會不可能走向真正的文明之路。
時至今天，我們面對老子時相類似的處境，同樣是面對人類生存問題，也同樣在探索如何求變，「和諧自然法」會是一個方向。
所謂「四法」，是指三代權力繼承，法天法地法質法文，據法而確立帝舜、夏禹、商湯、周文的王權，他們得天授權而為聖人立為王，這便是「王法」，以「王法」為原則，繼承先祖軒轅黃帝之命而立為君。
法治並非是政府寫好一部法律之後自己來執行那樣簡單。社會力量之間的互相制衡、社會力量和政府之間的互相制衡，這既是法治的本質，也是法治能夠生效的大社會背景。如果以此來探討，中國的法治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法」的法治原則不單是一種法律觀念，而且還是社會運作的基本原則。西方Rule of Law的「法」，可以稱為「非人治自然法」。但是，不同民族的歷史淵源不同，對自然規律會有不同理解。
法治精神的最高體現，在於從奧林坡斯山降落凡間的瑟彌絲，而不是獲中國老百姓愛戴的開封府尹。
一個缺乏倫理道德的社會，只講功利，單靠法治維持，恐怕杯水車薪。若不從速從根本進行改革，將遺禍深遠。
警隊上下必須明白，市民對執法警員的守法要求，遠高於一般人。
與其向精英亮劍，林鄭不如盡特首的責任，替港人解憂？
一國兩制的危機不是今天有、明天便失去的問題，而是情況慢慢變形、走樣。在這過程中，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批評，其實是件好事，值得特區政府警惕。中央官員不是經常提醒港人要有國際視野嗎？
香港的所謂「行政主導」，事實上愈來愈是港英訓練出來的政務官主導。
法治是香港最後一道防線，如今已是風雨飄搖。這是香港當前最大的警號。
不要爲了要打倒一個制度，而自己慢慢變成了要打倒的對象。
市民便會質疑司法是否已成為依法維穩，罔顧民情的行政工具，這將是對香港法治的最大破壞。
明明說明公民抗命，以身試法，甘受牢獄之苦。但到頭來面對判刑上訴的結果，心感不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