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以為預備的飯盒不足，正想向負責老師大興問罪之師，但兩位女孩連忙表示其實在演出前不想吃太飽，所以她們各自吃半個飯盒。
美國敢為以色列這樣的戰爭罪行承擔責任嗎？如何才可解救幾百萬的加薩和西岸地區巴勒斯坦人？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教授從多個角度的分析。
拜登除了拉攏日本、澳洲和印度，還想把北約也東擴。美國「卡脖子」策略能成功嗎？中國如何駕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起聽聽國際知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的分析。
漢闕秦宮古木凋，月華還照重樓。
不出幾個月，卡華高斯載譽歸來，舉行一場獨奏會，全晚都是法國風格的音樂，這位小提琴家可會吃得消？更何況，多年來好像從未聽聞過卡華高斯是精於法國音樂的專家！這一下，會否有點過於冒險呢？
香港博物館資源豐富，是推動國民教育的好地方。一起聽聽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校長和鄭家寶校長對談怎樣透過文化護照計劃，鼓勵學生善用相關資源學習。
將教育界處境和過往作比較，似乎更為艱難，但前景我們必須領略這些年輕人帶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從待人處事上、專業上再提升自己，以及面對困境時下定決心和保持鬥心，堅持到底。
不能只是跟隨大眾的既有觀念來走，過程中不要害怕失敗而不敢嘗試。世界上沒有一種方法是適合全部人的，必須親身經歷，才能走出每個人屬於自己的人生路。
街頭劇《告別》演繹出當年中央紅軍夜渡于都河出發長征的情況，將出征戰士捨生取義，保家衞國的精神，與家人依依不捨的離别情表達得淋漓盡致。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何文匯博士誠摯分享多年作詩之心得，舉辦自選詩分享會。一起聽聽他的分享。
以色列在加沙的屠殺已在國際社會引來巨大反應。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教授質疑，美國有否能力約制奉神之名屠殺外教外族的猶太復國主義。一起聽聽陳文鴻教授的分析。
日韓近幾年關係惡劣，好不容易才培養出一個親日的尹錫悅（支持率32%），日韓一家親，但岸田文雄支持率更只有28%，一年後兩人是否更在位成為問題，還不快快將繩索勒緊。
早期有關華僑的故事，多含血淚與悲痛。中國自秦漢時期已有華人往海外發展。到了十九世紀末，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後，人民因為社會、經濟、政治及個人等因素，遠渡重洋，另謀生活。
我們漢族人對錢幣的兩面賦予特殊意義的，相信是在「金錢卜」之後。
我認為，香港各界是時候檢討，到底福利的目的和邏輯應該是什麼？──是用福利來扶基層市民躺平，還是扶他們為自己努力、扶他們向上流動？
清廷為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對「月令」可謂極為看重。許多宮中相關的繁文縟節，無不體現在清宮舊藏的繪畫用瓷與陳設器物當中。
胡思敬光緒乙未進士，次年補殿試，選翰林院庶吉士，後任吏部考功司主事。以其故，對晚清政壇聞人生平皆有知見。加之藏書甚富，涉獵甚廣，故論世衡人極有見地。
布達拉宮附近的街道，到處都是包化妝梳頭服飾的西藏造型照生意。女孩子穿上了西藏衣服，擺上了清一色一樣的姿勢，拍出清一色一樣的照片，放在自己的朋友圈中，耀武揚威，大概這便是年輕人來拉薩的目的。
我們必須做出更加一致的努力，讓入學和成功畢業更加公平。這不僅有助於個人提高自己成功的機會，而且將使整個社會受益。
70年代的五台山欣然迎接香港新浪潮，造就了多位編劇導演，其後在電影圈都有成就。現在翻閱傅慧儀、鄺脩華主編的《形影．動：陳韻文電視劇本選輯》，幾乎每一頁都有驚喜。
在真實歷史中，中醫是處於百花齊放的大雜燴狀態，具有不同診治思路。如將之歸纳，可分為兩條重要主線，一條是着重形而下的辨病施治，一條是偏於抽象的辨證論治。了解二者的內涵及分別，有助增加對中醫的認知能力。
建於1911年的舊球場是中國最悠久的哥爾夫球場，場內有不少明清時代的古墳，部分仍有原居民拜祭，令球場增添古舊氣息。2018年香港哥爾夫球會向古物諮詢委員會提議將粉嶺球場整體進行評級，但至今沒有定案。
香港的挑戰，首先是如何改變自己，不應一支歌唱到老，要另尋新曲，增添交響樂，才能開創新樂章。為政者，任何時候都應將民生放在第一位，把「醫食住行」辦好。
父母自身需要展現積極正面、彼此尊重及樂意交流的態度，讓子女遇有任何問題，都樂意與父母一起去解決和克服。
九周年論壇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能順利舉行，有賴各界人士鼎力支持，本社衷心感謝，將繼續做好傳媒工作，明年邁向十周年。
面對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的企業決策者們必須實事求是，且堅定地展望未來。他們必須摒棄在舊時代裏形成的固有的思維習慣，去積極擁抱一個新的多極世界。
60至70年代全球正值反殖浪潮，港英過去行之尚可的「華洋分治，以華制華」策略已不足以應對世局，六七暴亂付出難以彌償的大量傷亡代價，也成為香港社會轉型的契機。
殖民地時代已過去，世界主張平等。有鄧寧-克魯格效應症狀的人，是到停止傲慢的時候了，否則自討沒趣，活在自己的世界，徒惹人厭。
「陳溢晃」三個字幾乎是香港近代遠足行山界的代名詞，在他之前的本地行山前輩，有吳灞陵、黃佩佳、李君毅等等，粒粒皆星。陳溢晃多年來對行山界的貢獻，不比他們少，他的離世，是行山界的巨大損失。
香港和深圳的合作不僅限於科研發展，而是一種互相協調的關係，共同推動大灣區的科創發展，這一系列的舉措預示着香港在醫藥創新領域的一個新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