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當然希望在換過國旗後一切可原封不動,以同一模式治港,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在香港回歸後第二天便驟然而至,打破了金融全球化的神話,並根本性地改變了香港的格局,令港人逐漸從全球化的受益者淪為受害者。
政府要強行收地不容易,要地產商接納收地的賠償條件亦比以前困難。早期,政府收地的對象是原居民;於原居民而言,與其讓土地荒廢,不如賣給政府。但地產商持有土地的目的志在發展,他們的要求會很不一樣。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表示,中美兩國是在技術、政治經驗和歷史方面最有能力影響世界進步與和平的國家,所以希望中美兩國能夠以合作方式來解決問題。
整體社會的「趨善」環境,沒有能夠轉化成為個體層面的道德提升。那種在很多發達社會所見到的理性、開放、進步、容忍、文明、平和、簡單等行為方式並沒有出現。很多人變得為了自己的一點點利益而不擇手段。
「台灣必行一國兩制」,這個論斷以「九二共識」為基礎,以排除「台獨」為前提。即是說,在「一中」共識和摒棄「台獨」的情形下,無論現在、或可預見的未來,台灣必定實行「一國兩制」。
這個主張在兩黨的主流政治菁英看來簡直是離經叛道,因為這些政治人物早已被盛行3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綁架,這位初生之犢竟斗膽試圖以一己之力,把長期停頓在最右端點的政治鐘擺拉回左邊。
政府須要促成國有企業追求自身的發展能力,而不是通過現有方法(例如壟斷、政策尋租等)。政府更須賦權社會本身培養自身的發展能力,包括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使得社會有能力平衡資本的力量,而不是僅靠政府平衡。
我們看到,單靠貿易戰是不可能達到他的戰略目的。課重稅只是唬人的把戲。所以,由貿易戰發展到經濟、外交、政治、軍事、科技以至意識形態各領域的全面衝突和較量,並不奇怪,也是可以理解的。
貫通中西,廣納百川,是香港過去百多年的特色,這裏收納過不少通緝犯、政治犯、落難文人、學者等,也是戰亂時期商人和平民百姓逃難安身之地|他們沒有視西方為「敵對勢力」,反而創造了不少中西合璧的輝煌成果。
如果可以像開放改革初期實事求昰看中國自己、香港與世界千百年的人文全景,說不定可以在最高層次校正座標方位、輕輕撥亂反正,借助中港大同大異的互用互補取得共識共贏,世界也可能蒙其利。
這個大概說明,在這個時候,當然也難怪世界已經拉不動中國,因為中國規模太大了,只有她反過來拉動世界。靠外貿的增長來拉中國經濟,已變得愈來愈難,因為她體系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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