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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最大弱點，貧富極度懸殊是救不了，美國最大成功是吸引了全球人才到美國，一齊開發高科技，才有今日。但白人至上主義在過去4年勝出，高端人才如今要三思美國夢了。

變革不能只是口號，需要實質的政策建議，更重要的是，變革的方向是什麼？要造就怎樣的新香港？

沒糾正英殖的隱諱流弊，沒將該批評的昭示，甚至連該說好的中國故事，也沒教好，哪算符合求真精神？既然作為脊樑柱的理念基礎從開始已歪了，又豈是殺通識一科便能挽狂瀾於既倒？

年過九十的巴菲特，狀態之佳為人樂道，要訣之一，相信是他熱愛運動。

香港反競爭行為的政策，自消費者委員會於1996年提交報告，建議政府訂立一項全面的競爭條例和成立競委會，該法案最終於2012年通過，並於2015年底執行，經過約25年，才有第一宗「濫用市場權勢」的案件。

業界人士普遍認為，監管機關上次突然叫停螞蟻的招股計劃，多少引發了市場震盪及投資者擔憂，此次在訊息披露上的主動透明，且表態會繼續支持私營金融科技企業的發展，旨在安撫市場情緒，並減少外界不必要的揣測。

過去，美國無論在大選時的黨派鬥爭如何激烈，只要人民作出選擇後，各黨派都會接受投票的結果。很可惜，美國的社會已愈來愈分化。

香港在這幾十年對祖國經濟改革的貢獻，是依賴一個成熟而演進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承載它源於西方的核心價值。香港的一國兩制，最終應該與優良的中國傳統文化殊途同歸。

毛澤東刻意把香港留在中國的體系之外，是想借助香港去利用西方的金融系統。恰好那時，西方亦為了引誘中國脫離蘇聯系統，所以對此隻眼開隻眼閉。

深圳特區有國家的政策傾斜，稅低，特權多；別處還不許經營的業務，國家會先開綠燈給深圳。

教宗方濟各在10月初發布的最新通諭中指出，新冠疫情反映市場資本主義「神奇理論」已失效，自由市場沒解決人類問題，反而威脅了社會凝聚。

今次疫情對歐美國家所帶來的實際損失，金額可能接近這些國家一整年的GDP。歐美的一些政客，可能會因無法走出困局而發動仇外戰爭。發展下去，人類可能又要演悲劇，此之所以，我們不應對防疫工作掉以輕心。

熱愛工作，幾乎等於熱愛生命。倘若工作沒有意義，生命也不可能有多大意義。

我認為，中西方文明的主要差異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差異。中華文明，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重，個人為此必須作出一定的犧牲。而西方文明的基礎是個人主義。西方的個人權利只容征服者擁有，被征服者只能做奴隸。

香港每次經濟衰退，建築業的失業率都是重災區之一，公務工程都不升反跌，其連鎖反應非常廣泛。

擁護《基本法》的朋友要搞清楚，鬥地主是抗疫為名，削弱大型商場業主私人收入享受權為實的社會主義政策。

超級全球化為一些個人、一些企業和一些國家創造了無窮的機遇。但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國家，都是夢遊者，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環境裏，他們對真實的世界缺乏理性思考。

地產商無疑是高地價環境的主要得益者，但高地價環境是政府政策導致，並非地產商自己弄出來。

施永青認為，香港後期是社會主義壓倒資本主義；民粹主義壓倒精英主義；理想主義壓倒現實主義。在這種意識形態下，反對派走的就是一條歪路，我認為為了讓香港人走上一條歪路，反對派早有部署。

在資本主義的長期薰陶和產生的條件作用下，現代人要的是「即時爽」。他們不但想要得到滿足，並且要馬上得到滿足。這與防疫和抗疫需要的心理素質何止背道而馳，簡直勢不兩立。

大部分台港政論者認為民主黨會放中共一馬，因為過去幾位民主黨總統如奧巴馬、克林頓等，都對中國較為友善，這是個極大的誤解，是不了解美國國情，亦不明白共產主義的發展歷史、和今日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想做什麼。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早前在尼克遜圖書館發表專題演講，把目前的美中對抗說成「自由世界與暴政之間的戰爭」，被視為「新冷戰宣言」。然而，一些西方評論質疑此論述，認為中國與當年蘇聯有本質上的區別。

過去我們太習慣以功能主義的論述來討論香港的價值，但時移世易，宏觀環境的變化早已提出了很多新的提問，而我們似乎還未有準備去作出回應。

鄧小平之後，何時會再出現另一個有同等遠見、胸襟闊大、和當機立斷的國家領導人？在適當的時候作出適當的修正？而祖國的最終和平統一，以目前台海兩岸的發展去推算，多政黨共存治國是無可避免的。

我的基本觀察是，當中國愈來愈接近恢復其於人類歷史舞台的中心地位時，面臨的挑戰必然愈大，戰略情勢也必然更險惡與複雜。

紐約市這個國際大都會能夠有效運作，全靠一個由非法移民與廉價勞工組成的下層階級，這是它成功的髒秘密。這是資本主義的恥辱，我們若不反省，也應感到慚愧。

何謂共產主義？或更準確的問，何謂有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本文試圖循一個歷史角度去簡介共產主義，由它的源流講起，經馬克思、俄國化後傳到中國，再經過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中國化後維持至今，和今後的展望。

在「五十年不變」結束後，我們大概可以預期，中央不會再作有關保持香港「現狀」的承諾，或者把不少的公共政策和措施「固定」或「凝固」下來，好讓香港有更廣闊的發展和改進空間。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一貫不相信科學，不發揮政府功能，還經常扭曲事實、混淆訊息。因此，在疫情爆發的緊急時刻，更加劇這些惡果帶來的負面影響。

四年來特朗普所追求的「美國第一」，不幸夢幻樣地竟然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上全球第一。

一罩難求之下，政府堅守積極不干預原則，全靠四大地產商先後「共商善舉」，有的向醫管局及慈善機構捐口罩，有的資助公共交通工具消毒噴劑，亦有的捐物資之餘再捐款。係愛呀？定係責任呀？

香港從此無運行，應該從哪裏計起？其實施永青覺得回歸之後，香港的運遇到很多阻滯。

政府不應因有人一時不理性就干預市場，我不明白為何反對派會要求政府在這類事情上也特事特辦？特辦的結果就是推香港走向社會主義。 

以中國的實力，摧毀香港沒有難度，但是否可以承田飛龍所言，「與新加坡合作，然後壯大澳門，以及做大深圳」，「便可適當地部分替代香港已有的優勢和功能，使得香港感受到一定的壓力和挑戰」，這簡直是不切實際。

香港將來還有沒有前途，關鍵是看香港人能否保得住我們一向賴以成長功的軟件。

北京當然希望在換過國旗後一切可原封不動，以同一模式治港，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在香港回歸後第二天便驟然而至，打破了金融全球化的神話，並根本性地改變了香港的格局，令港人逐漸從全球化的受益者淪為受害者。

筆者一直覺得，央行十年前的政策，救了經濟但輸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甚至連全球化發展亦被質疑。

要為年輕人網開一面的，何止是當權者！李嘉誠先生及其他的超級富豪，何嘗不需要為年輕人網開一面？

政府要強行收地不容易，要地產商接納收地的賠償條件亦比以前困難。早期，政府收地的對象是原居民；於原居民而言，與其讓土地荒廢，不如賣給政府。但地產商持有土地的目的志在發展，他們的要求會很不一樣。

香港台灣經濟下沉一段時間不可免，要浴火重生，要解決這一大批深層次問題，如何令港台人士同意認祖歸宗，是中國人的第一大事。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表示，中美兩國是在技術、政治經驗和歷史方面最有能力影響世界進步與和平的國家，所以希望中美兩國能夠以合作方式來解決問題。

現實世界沒有這麼簡單。歷史上人類由於地域的分隔，發展出各種不一樣的宗教文化、政治理念與經濟模式。加上還有種族上的差異，民主制度在推行的時候遠比想像中困難。

如果人們把「大爆炸」理論應用到一個國家的發展上，可以提出類似的問題，即一個國家是否可以同時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全方位的發展，一步到位變成西方那樣的國家？

整體社會的「趨善」環境，沒有能夠轉化成為個體層面的道德提升。那種在很多發達社會所見到的理性、開放、進步、容忍、文明、平和、簡單等行為方式並沒有出現。很多人變得為了自己的一點點利益而不擇手段。

英國學者雅克指出，香港在回歸後，政治上沿襲了殖民政府的管治架構，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經濟上延續了壟斷型的殖民地經濟，少數財團瓜分了經濟發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