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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太習慣以功能主義的論述來討論香港的價值，但時移世易，宏觀環境的變化早已提出了很多新的提問，而我們似乎還未有準備去作出回應。

鄧小平之後，何時會再出現另一個有同等遠見、胸襟闊大、和當機立斷的國家領導人？在適當的時候作出適當的修正？而祖國的最終和平統一，以目前台海兩岸的發展去推算，多政黨共存治國是無可避免的。

我的基本觀察是，當中國愈來愈接近恢復其於人類歷史舞台的中心地位時，面臨的挑戰必然愈大，戰略情勢也必然更險惡與複雜。

紐約市這個國際大都會能夠有效運作，全靠一個由非法移民與廉價勞工組成的下層階級，這是它成功的髒秘密。這是資本主義的恥辱，我們若不反省，也應感到慚愧。

何謂共產主義？或更準確的問，何謂有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本文試圖循一個歷史角度去簡介共產主義，由它的源流講起，經馬克思、俄國化後傳到中國，再經過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中國化後維持至今，和今後的展望。

在「五十年不變」結束後，我們大概可以預期，中央不會再作有關保持香港「現狀」的承諾，或者把不少的公共政策和措施「固定」或「凝固」下來，好讓香港有更廣闊的發展和改進空間。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一貫不相信科學，不發揮政府功能，還經常扭曲事實、混淆訊息。因此，在疫情爆發的緊急時刻，更加劇這些惡果帶來的負面影響。

四年來特朗普所追求的「美國第一」，不幸夢幻樣地竟然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上全球第一。

一罩難求之下，政府堅守積極不干預原則，全靠四大地產商先後「共商善舉」，有的向醫管局及慈善機構捐口罩，有的資助公共交通工具消毒噴劑，亦有的捐物資之餘再捐款。係愛呀？定係責任呀？

香港從此無運行，應該從哪裏計起？其實施永青覺得回歸之後，香港的運遇到很多阻滯。

政府不應因有人一時不理性就干預市場，我不明白為何反對派會要求政府在這類事情上也特事特辦？特辦的結果就是推香港走向社會主義。 

以中國的實力，摧毀香港沒有難度，但是否可以承田飛龍所言，「與新加坡合作，然後壯大澳門，以及做大深圳」，「便可適當地部分替代香港已有的優勢和功能，使得香港感受到一定的壓力和挑戰」，這簡直是不切實際。

香港將來還有沒有前途，關鍵是看香港人能否保得住我們一向賴以成長功的軟件。

北京當然希望在換過國旗後一切可原封不動，以同一模式治港，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在香港回歸後第二天便驟然而至，打破了金融全球化的神話，並根本性地改變了香港的格局，令港人逐漸從全球化的受益者淪為受害者。

筆者一直覺得，央行十年前的政策，救了經濟但輸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甚至連全球化發展亦被質疑。

要為年輕人網開一面的，何止是當權者！李嘉誠先生及其他的超級富豪，何嘗不需要為年輕人網開一面？

政府要強行收地不容易，要地產商接納收地的賠償條件亦比以前困難。早期，政府收地的對象是原居民；於原居民而言，與其讓土地荒廢，不如賣給政府。但地產商持有土地的目的志在發展，他們的要求會很不一樣。

香港台灣經濟下沉一段時間不可免，要浴火重生，要解決這一大批深層次問題，如何令港台人士同意認祖歸宗，是中國人的第一大事。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表示，中美兩國是在技術、政治經驗和歷史方面最有能力影響世界進步與和平的國家，所以希望中美兩國能夠以合作方式來解決問題。

現實世界沒有這麼簡單。歷史上人類由於地域的分隔，發展出各種不一樣的宗教文化、政治理念與經濟模式。加上還有種族上的差異，民主制度在推行的時候遠比想像中困難。

如果人們把「大爆炸」理論應用到一個國家的發展上，可以提出類似的問題，即一個國家是否可以同時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全方位的發展，一步到位變成西方那樣的國家？

整體社會的「趨善」環境，沒有能夠轉化成為個體層面的道德提升。那種在很多發達社會所見到的理性、開放、進步、容忍、文明、平和、簡單等行為方式並沒有出現。很多人變得為了自己的一點點利益而不擇手段。

英國學者雅克指出，香港在回歸後，政治上沿襲了殖民政府的管治架構，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經濟上延續了壟斷型的殖民地經濟，少數財團瓜分了經濟發展成果。

饒戈平教授說，如果要在香港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就必須處理好「一國」與「兩制」；「中央」、「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台灣必行一國兩制」，這個論斷以「九二共識」為基礎，以排除「台獨」為前提。即是說，在「一中」共識和摒棄「台獨」的情形下，無論現在、或可預見的未來，台灣必定實行「一國兩制」。

因為全球化狀態下各國之間的互相依賴或者關聯，一個國家自私的考量就會對其他國家造成更嚴重負面的影響。這些年美國單邊發動的貿易戰就是明顯的例子。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作為國際城市，服務中國和全世界，香港不應談政治，但不是所有的政治。

資本主義的成功在於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但現在中產階層面臨幾個方面的夾擊，有來自技術的、有來自資本的、有來自社會的。「憤怒」是今天西方中產階層的主要特徵。

或許競爭的意義不在於在單一跑道上尋找唯一的贏家，而是在通過不同跑道上的歷練，讓我們發展各自的潛能，不斷自我提升。

政府須要促成國有企業追求自身的發展能力，而不是通過現有方法（例如壟斷、政策尋租等）。政府更須賦權社會本身培養自身的發展能力，包括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使得社會有能力平衡資本的力量，而不是僅靠政府平衡。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意味香港不再單是發揮自己的優勢，而是要配合中央制定的全國發展規劃。

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什麼？儘管表面上看是實足的貿易戰，但實際上是中西方兩種政治經濟模式之間的競爭和衝突。這兩種政治經濟模式都具有文明性，是中西方文明演化的產物。

從教育現場看，與學生談道理說人情，日光之下無新事，是很有教育延伸意義的閱讀句。

我們看到，單靠貿易戰是不可能達到他的戰略目的。課重稅只是唬人的把戲。所以，由貿易戰發展到經濟、外交、政治、軍事、科技以至意識形態各領域的全面衝突和較量，並不奇怪，也是可以理解的。

貫通中西，廣納百川，是香港過去百多年的特色，這裏收納過不少通緝犯、政治犯、落難文人、學者等，也是戰亂時期商人和平民百姓逃難安身之地｜他們沒有視西方為「敵對勢力」，反而創造了不少中西合璧的輝煌成果。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否「馬照跑、舞照跳」便算數？當然不是，港人最關心的，恐怕是對私人財產物業的三權保證、和法治下享有的既有自由。

在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200周年誕辰前一天，中共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中國也向德國贈送馬克思雕像。中共如此高調紀念馬克思，當然不是沒有原因和目的。

民粹主義者反權力精英，對外則仇外及排外，傾向孤立主義的狀態。學術界至今似乎還未找到一個簡單而精確的定義，來界定民粹主義，也頗難界定本土主義。

全球化顯然是一個遠為複雜的過程，誰是受害者以及受害者？並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

貧窮問題，自古代帝制出現後，因尊卑貴賤之別而出現弱勢社群，造成貧窮，中外皆然。只要弱勢社群的謀生權利、謀生機會和謀生空間得到保障，就可解決，但資本主義做到。

香港營生環境及謀生空間不足，是資本主義市場極化所導致，這才是社會不和的深層次矛盾。

今天消費主要在歐美，財富也集中於歐美，形成了全球貧富不均，和全球消費不足。

特朗普胡作非為，看來會受到選民的懲罰，但事實上他的狂妄作風，早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表露無遺，美國人民卻依然用選票把他送進白宮。

今天政府可掌握所有市民活動的大數據，稅種和稅率都可以不用粗糙的一刀切，而作更合理和細緻的劃分和抽取，並作跨地域的全球抽稅。

世界上其他的灣區城市群，起初都是自組織的；政府只是在中後期，才在政策上加以配合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