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香港的營商環境和不少經濟領域,絕不遜於對方甚至大大超越新加坡。作為香港人其實也應本着,以真實數據盡好唱好香港的責任,不能太過君子,任人罵不還口。
儘管對於某些跨國公司來說,他們可能仍然對在中國開展業務感到某種程度的擔憂,愈來愈多的跨國公司認為,為了參與由中國主導的快速增長的創新生態體系,他們需要深入中國市場,避免自己在全球範圍內落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連萬科這種原先還比較穩陣的公司,資金鏈亦變得愈來愈緊張,非要國家打「開口牌」,叫銀行來拯救不可。這樣做成本極大,救了萬科,救不了碧桂園;之後還陸續會有開發商要落入被清盤的厄運。
在房地產泡沫之後,高端製造無疑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這樣的轉變是必行之路,卻不容易。如何突破美國阻止中國獲取高技術的「小院高牆」圍堵戰略,就變得異常重要。
安全與穩定是社會及經濟發展的核心條件,專資會相信落實《基本法》第23條立法,有助香港締造穩定的營商環境,推動香港經濟及民生的穩定發展。同時期望盡快完成第23條立法,為一直纏繞香港26年的問題寫上句號。
筆者來澳大約8年,創業(私立幼稚園)5年多,公司現時一共聘用了大約300多名員工,驚覺自己的公司原來已躋身大公司的行列,當中有什麼體會?在澳洲營商和管理有什麼要注意的事情?
立法會周四(9日)三讀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政府會「劃線」指明取消對沖安排的生效日期,將不設追溯期,而政府將為僱主提供25年、共332億元補貼,預計2025年實施。
香港作爲一個國際知名商業都會,出現了以政治取向干擾正常商業活動的現象,是非常令人擔憂的,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並要防止其氾濫成災,嚴重改變了香港的營商環境。
營商環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不過,在中國的特殊環境裏,人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至少必須思考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包括意識形態傾向性、法治環境、國有與民營企業之間的利益衝突、政府的改革及其政策偏好。
這幾年政局左轉,回到毛老路。在「講政治」和「黨領導一切」口號下,責令私企設黨委或黨組,總工會委派官員到私企「掛職」,「指導」政治工作,私企的自主性大大削弱,處境也更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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