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在60年代搭乘初版全球化之順風車，創造漢江奇跡。
海耶克的思想，對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在一些方面發揮着關鍵的影響。
中國在全球事務上正處於領導地位，為全球管治提供中國式思考，甚至具體的中國式方案。
現時香港缺乏一個頂層設計，政府財金官員在資本市場、金融科技創新的發展上缺乏領導思維。
先將自己的答案告訴大家：我認為特朗普上任對中國來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比希拉莉擔任總統要好幾倍。
相比2016年，大家的憂慮集中於中國經濟硬着陸，可能大家現在已不太擔心中國經濟了。
我們的國家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完美的，但是我們已經展示出了改變的能力，並為每一個追隨者提供更好的生活。
每個人都應該重視，因為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國家，它現在擺身轉向，我覺得影響是相當大的。
全球化讓一些人長期處於貧窮，美國亦有不少「憤中、憤老」，這些都是低下階層的問題，而非選舉問題。
美國總統大選告一段落，特朗普爆冷當選，被視為黑天鵝。
克里斯托弗引述英國前外相卡梅倫的說法，同意「英國脫歐的談判是世上最艱難的談判。」
中國希望建立一個多元的社會，而多元多變正是絲綢之路的精神。
中國希望建立一個多元的社會，而多元多變正是絲綢之路的精神。
可以說，香港和新加坡在經濟上最大的分別，就在於勞動人口和非勞動人口的比例。
今天卡斯特羅已年屆九十，灰白的長鬍覆蓋了五零年代拉美游擊隊戰士的臉龐，但他在民間的聲望依然。
本月18至19日，近90位世界政經領袖聚首香港，以亞洲角度，展望環球經濟。
一個外交官，已窮千里目，又如何能孑然一身？輕舟已過，年屆60的楊榮文卻並未打算退休，享受人生，反而走入另一座高山：商界。
在楊榮文眼中，香港面對的問題不是一國兩制會否受破壞，而是2047年後會如何，一國兩制是否仍存在。他指出，2047年後的《基本法2.0》將不再是倫敦與北京的決定，而是香港與北京的決定，是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決定。
每次採訪完反對黨群眾大會，回報館趕稿時，我都會喃喃自語：「慘了慘了，PAP 完蛋了。」可到了開票時刻，PAP都能安全過關。後來我總結出新加坡人一個現象，就是投票時都很理智。
曾到過敘利亞的旅客，都會向你們豎起大姆指，同意你們是友善好客的民族。怎知好客的民族沒有回報，並遭到最狠心的救援拒絕。
如果習近平主席想向世人證明中國共產黨是認真地和腐敗作鬥爭，他應該認真考慮公務員薪酬制度的改革。反腐敗運動雖然震懾了一些貪官，不過制度建設還是任重道遠。
1985年2月，李光耀以人民行動黨秘書長身份，寫了一封《致行動黨新議員》的信。他勸新議員要尊敬老議員，實踐儒家敬老尊賢的精神。重讀這封信，讓我備受感動。
做「大當家」的政治考量，也許不是很多老百姓能了解。如今新加坡人身處國泰民安的舒適環境裏，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會同意李光耀說：「我承認這是損失，但這是無法不付出的代價，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