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客教育主義的思維主導，是次理大學生會是理直氣壯，是沒有錯的了。
我就任教育統籌局長時，與高錕有幾面之緣。他一派學者風範，說話溫文有禮，處處以大學和學生為重，是個毫無個人利益計算的謙謙君子。
目前港大的管理團隊都是前兩任校長招聘及委任，張校長走馬上任，是否需要建立自己的班子，推行他的鴻圖大計？
現在一提到某個學科或某項研究課題，最常出現的問題是「有什麼用？」以這個標準來衡量，那麼這次會上不斷提到的那些清華引以為驕傲的大師所做的學問，或賴以成名的著作，都經不起一問。
我們整天在喊「捍衞香港核心價值」的朋友，請想一想，要政府去侵蝕大學的自主權，是前進，還是後退？
希望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持有不同觀點的耶魯人都能享受耶魯大學帶來的權利，同時在校園外也能實現自己作為耶魯公民的義務──抱有好奇，善於傾聽，尊重文化，服務他人。
浸會學院首任校長林子豐博士強調，香港的教育應該是文化教育，不是語言教育；而是人材教育，不是職業教育。
香港其實已經潛伏了高等教育供不應求的跡象：一方面，是社會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另一方面，是高中畢業生升學的需求，上下夾攻。
恒管的學術研究不僅由熱心研究的教師帶動，亦有本科生同學的參與，在校園營造出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和文化，既緊貼社會需求，亦提升學生的學習體驗。
如何設計一套系統的資優課程，使資優生在擅長的領域加速發展的同時，又不必完全抽離同齡人的學習圈子，是香港資優教育面臨的挑戰。
潘樂陶博士多年來心繫母校，除了今次捐贈1億港元以支持理大的科研工作外，他本人及其公司自2000年起共向理大捐款逾350萬，包括多次捐贈奬學金及款項以支持母校的舊生會，學術峰會及學術發展。
大學生的學習經歷，正在大幅度拓開，從課內到課外、校內到校外、本國到海外。這些變化，不知不覺地，已經成為高等教育的國際新常態。
資優教育其實早在孩子幼年時就已經開始，父母往往是孩子的第一任資優導師。
創新科技是近年的熱門話題，因此中大去年增設創業作為副修科，佔約20個學分，學習如何實踐知識投入創業當中。
大學收生，只考慮學業成績，就會收到只會讀書的學生，或者是只知道高分功名的學生；就會失去了很多有其他優才的學生。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就沒有能力在未來的變幻社會中生活。
《自由的國度2──STEM教育與美國》分享的，正是我在這條追求進步的道路上，關於教育的感想和思考。
恒生管理學院採用獨特的「博雅＋專業」教學模式，推行小班教學和體驗式學習，在培育學生具備專業知識的同時，能兼具人文關懷、社會責任、道德操守等人格特質。
若是香港有足夠的大學學位，可以容納更多的本地大學生，又能大量吸引多種來源的學生。關於收生的爭論就會變得不必要。
我相信張翔也知道香港兩極化的政治環境會繼續影響、甚至衝擊大學。我也相信，他正在深思應對之道。目前，他像是對支持者和懷疑者說，讓我們提高視野、發揮抱負，專注於尋求真正的國際卓越，為香港和世界作出貢獻。
眼見年輕人放棄追逐夢想，只求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以置業為目標，中文大學前校長沈祖堯教授感到失望。每個人走的路不同，無需要跟隨別人，更不應因置業而放棄所有。年輕人不應因幾塊磚頭，而令他們窒息。
7月17日是張翔教授履新港大校長的一天，他在百忙中抽空來到利瑪竇宿舍，發現自己和香港大學的緣份。
聯招入學的比例，雖只是一個小小的數字，但當中卻反映了一個很複雜的教育結構問題。
儘管地方圈的高中生愈來愈難進東京大學，但是東大等主要國立大學錄取過程本身非常公平、透明。
這些年，香港中學文憑試一邊乘風破浪，但學生一邊中途跳船的，人數正在增長。至於大學，能吸引優才留低的，能量有遞減的趨勢，低處未算低。
在中國的歷史傳統裏，中國文化最主要的河流不停地發展，各方面吸收新的知識，發展自己的學術，也是在這個歷史上建立起來的。
每年大學聯招放榜，當是檢閱應屆考生的情緒智商及逆境智商，家家有求，對政府而言，也實在有責任，考慮要從中減省甚或剔走哪些短期或長期困擾未來考生的舉措。
在國際上，小地方要與其他地方競爭的話，在科技工科方面還是有希望做得到；而研究歷史、社會科學都受到香港地方小的限制，缺乏環境。
今年入讀港大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的37名同學中，平均成績（最佳6科）在39分以上。排名首30名的考生，平均成績更高達41.27。
香港政府從來就沒有對高教大學有所干預，一點也沒有，這是幾十年的傳統。我在港大的時候，從沒有試過政府要求我們做什麼，完全是由我們自由的發揮，完全是靠學者自己的經歷、精神、學術興趣。
筆者從來不覺得所謂「神級名校」能夠將腐朽變神奇，因為如果學生表現不佳，早已被學校踢走，又怎會生存至中六考DSE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