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

在社會陷於政治化的環境下，我們盡量利用我們的多項優勢，在國家的關心下，人民的勤奮下，我們一次又一次克服難關，並開始逐步收復失地。

今屆政府2012年開局來說，福利撥款是上升了55%之多，證明我們真的希望建立一個關愛共融的社會。

其實全民老年金、界定福利不是什麼洪水猛獸，只是一個保險而已。

近20年來的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一些人為了爭政權、爭選舉、爭財富、爭出名……不分青紅皂白，不論是非對錯，「逢改必反」、「逢中必反」、「逢漲必反」，分裂了樸實的台灣社會。「家不和萬事不興」正是今天最沉痛的寫照。

真正主導6月港股並使其走勢出現如標題所預測走向的，是英國脫歐公投。英國如果真的退出帶來的連鎖反應，將使其他歐盟國家的國民也躍躍欲試，步英後塵。這將會是歐盟的惡夢。

香港人！請不要再沉醉於香港是塊福地，不會受氣候變化或海平面上升的威脅；也不要以為香港政府不必做甚麼就可以過關！擺在我們面前要做的事多的是！

「是什麼令你認為香港是個特別的金融中心？」請你們輪流回答。或許由 George 開始吧，說出你心目中的答案，是什麼主要因素，讓香港成為如此重要的金融中心？

在救市進程中，各個監管部門的反饋和步調如果協調不力，就容易使得救市錯過恰當的時點，可能導致市場風險不斷惡化。

為什麼「權威人士」認為中國可不斷進行結構性的經濟改革，而不用乞靈於短線的刺激需求？

社會流動減慢、生活壓力與日俱增所引發的世代之爭是香港近年的熱點題目。

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不能建基在不穩定之上，但是香港的貧富差距就是社會不穩定根源。

現時距離英國公投的日子已愈來愈近，根據民意調查走勢，支持留在歐盟和支持脫歐的比例非常接近，其中有超過15%仍未決定的人便成為關鍵所在，兩方陣營正盡最後努力遊說仍未表態的選民。

現時距離英國公投的日子已愈來愈近，根據民意調查走勢，支持留在歐盟和支持脫歐的比例非常接近，其中有超過15%仍未決定的人便成為關鍵所在，兩方陣營正盡最後努力遊說仍未表態的選民。

日前有一宗案件，騙徒以假身份證扮業主賣樓，騙去真買家近300萬元。以這種方式行騙，本小利大，估計今後還可能會陸續出現，所以有需要讓讀者知道騙徒的具體行騙方法，以免有人再次上當。

香港太過依賴金融業，所以往往當金融業發展不穩，股市亦受到震蕩。

波斯特教授列舉十種表達「付出」與「愛心」的方法：讚頌、傳承、寬恕、勇氣、幽默、尊重、慈悲、忠誠、傾聽、創造。這些方法能將感激化為人性化的行動：幫助別人以及自己成長，樂觀積極，提升生命，找到價值，感同身受等。   西方學者提出的十個「付出」方法，與星雲大師提倡的「捨得」與「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相互呼應。   我常說：自己讀的是經濟，關心的是教育，嚮往的是和平。只要懂得機會成本，「和平紅利」就是最好的教材。如果放棄戰爭，贏得和平，本來要花天文數字的軍費就可移作和平用途，產生西方人提倡的「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引證艾森豪將軍當總統時的一段話，來說明「捨」戰爭，「得」和平是多麼重要：   「每一支造好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枚發射的火箭，最後說來，都相當於對那些飢餓無糧者和寒冷無衣者的偷竊。窮兵黷武的世界，不僅只是消耗了錢財，也消耗了勞動者的汗水、科學家的才智，以及下一代的希望⋯⋯這絕不是我們應有的生活方式。」   「機會成本」與「捨得」提供世人二個珍貴的思路：理性決定與人性化選擇。   （封面圖片：Pixabay）

原來毛澤東的生父毛順生，是一名精於投資之道的富農。毛父投資絕技有三大板斧，包括田產、金融和發行股票！

美元計算，日本去年的名義 GDP 還比不上2008年金融海嘯的那一年，可見安倍晉三雖三箭齊發，但看樣子無一中的，箭箭皆空。

我雖然有過痛苦的經驗，但並不打算完全否定有合作夥伴的好處。

中國的經濟態勢是近年最熱門的話題。從政治家到投資者，從經濟學者到普羅大眾，或在政壇亂噴口水，或從學術層面詳加論列，甚或作驚天預言，紛紛對中國的經濟前景發表看法，甚或採取行動。

作為私募股權基金界的一員，筆者不時被一些希望自己起壇搞風投基金的朋友問及成立風投基金的一些注意事項。近年科技企業快速發展，筆者認識的中港兩地的年輕朋友，不少作為初創企業家三十多歲便成功把自己的科技企業賣給大公司賺了一筆大錢，然後變成一個天使投資人，再逐步做大並準備成立自己的風投基金。另外，不少年輕風投基金經理也陸陸續續跳出來自己起壇，所以筆者不久便有機會跟這些朋友談起作為基金管理人 GP 創立新基金時要注意的事項。未來一兩期私募廣角鏡筆者也希望籍此跟各位讀者分享一下一個風投基金起壇時，包括有效利益分配及激勵團隊成員的各種伎倆。   一個基金往往由幾個不同的合夥人成立，至關重要的是基金主要利潤——Carry又稱 Carry Interest 如何有效分配。一般來說，整個基金管理層能分到基金賺到之利潤的20％作為 Carry。對新成立的基金來說，由於不同的創始成員都會帶來不同的價值，很多時候新基金裡的幾個合夥人都會大致上平分整個 Carry Pool。假設團隊一開始有四個創始人，則每人分得四分之一 Carry，到及後基金再擴充請人，由 Managing GP 到中層 Partner 到 Junior Partner 等等，原本那幾位創始合夥人就要拿部分 Carry 出來去激勵新的合夥人或相對高級員工，一般來說，到最後 Managing GP 會有大概45%的份額，高級合夥人大概30%，中層合夥人大概10%，剩下來就給一些低層合夥人或員工，低級 Analyst 或 Associate 則不要奢望輕易拿到 Carry（除非你有特殊關係網能拿到不是普通人拿到的好deal 就另作別論）。除此之外，有時候為了吸引投資者，可能有部分 Carry 也跟投資者分享，這個多少則要看創始 GP 融資的功力。以上的分配當然只是一個大概可參考的普遍情況，最重要的還是創始 GP 按各新加入的成員的實際情況及年資分配 Carry ，以有效激勵整個基金團隊的不同成員。   另外，在私募股權基金界裡也經常看到一些基金以項目為基礎來分配 Carry，就是 Deal-by-deal 的一種分配辦法。換句話說，哪個基金成員帶來哪個項目，成功賺了錢，那利潤或是 Carry 的那一部分就分給該成員。這做法或許會比較公平，畢竟個人只需要負責自己的項目，別人的項目虧了大錢也不會影響自己應分到的 Carry，有別於一般 Carry Pool 的安排，就是把整個基金所有投資項目一起計數再分 Carry。但是這樣 deal-by-deal 的設計往往導致基金內部開會的時間人人鴉雀無聲，自己只顧自己的項目，同事之間也沒有動力去幫助別人的項目，形成公司內沒有互相合作的氣氛，這安排也未必適合初創型資源有限的風投基金。有時候一些基金會聘請一些策略型顧問或 Venture Partner […]

無政府資本主義的穩定性，反而受到公共財問題的保護。此話何解？

在現實世界，除非遇到毁滅性的自然災害或者戰爭，經濟下滑都不是直落，而是斜落的。

近年內地大型企業來港上市招股的熱潮已不復當年。

我個人認為，香港可向四個方面發展：資金、債券、交易、資產管理。

香港不景的推斷只應驗了約八年，沒有十多年，因為2004年內地推出自由行，跟着是放寬內地人到香港投資。2010年內地與香港的優質青年的工資差距收窄到大約一與三之比，香港的難關其實未過。   這例子教的，是預測不到的局限轉變（例如自由行與內資進港），會影響推斷的準確性，時間長短的推斷因而是大麻煩。推斷十年以上的不景，準了約八年，不太差，但如果內地不大手幫一把，十年會是太短了。原則上內地協助香港對自己有利，早就應該這樣做。然而，外匯外流的恐懼是故老相傳的成見，這種局限的變動不是無從推斷，而是牽涉到遠為複雜的交易（政治）費用的局限，考查的成本是太高了。   說香港今天難關未過，我可以容易地指出一個近於災難性的可能發展。如果香港推出最低工資——2010年看事在必行——不需要是很高的「最低」，只要是廣泛地影響着最低層的工資水平，那麼一旦內地取消進口稅，或把深圳改為自由港，我的推斷是香港的經濟會出現一個難以解救的困局：自由行會倒轉過來，香港的商店租金會跌得頭破血流，牽一髮而動全身，全面的效果如何不好寫下去。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內地撤銷進口關稅也是早就應該做的。說足以為大禍的最低工資不需要很高，因為只要下頭的工資被「托」住，上頭的有需要時難以下調！   推斷失靈的原因   多年以來，類似的大大小小的推斷，屬「宏觀」的，我作過多次。一位朋友說他算過，26次全中。其實大部分不是真的全中，只是中主要的一部分，因為跟着而來的局限轉變我事前沒有算進去。那些是想三幾天就動筆的專欄推斷文章，沒有像30年前我想了近兩年才動筆推斷中國會走的路那麼慎重。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局限我是門外漢，通常是經濟考查的大難題。例如2007年前我真的意料不到北京會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推出把我弄得手忙腳亂。我怎會意料不到呢？因為在我熟知的地區競爭制度下，價格管制難以推出：對地區的競爭不利，地區政府會一致反對。工資管制也是價格管制。我料不到新勞動法的推出可以完全不徵求地區政府的意見，因為北京上頭歷來有這樣的諮詢。政治的局限真的不容易掌握。   回頭說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的失誤，本文要指出的重點，是這分析牽涉到的局限轉變是很表面性的，例如物價、工資、利率、政府財政、貨幣政策等。不是說這些局限變量不重要，而是宏觀分析歷來不深入地調查這些變化的底因局限。尤其是，在那重要的交易費用（應該廣泛地看為社會或制度費用）的考查上，傳統的宏觀分析歷來交白卷。解釋世事，交易費用的重要毋庸細說。然而，當我們能成功地把交易費用局限的轉變翻為價格或代價轉變時，用上的選擇理論（theory of choice）永遠是價格理論（theory of price）——莫名其妙地被稱為「微觀」。   沒有誰不同意，宏觀分析也是以個人在局限下作選擇為基礎，然後加起來而「宏」之。問題是如果個人選擇的局限指定不足夠——尤其是漠視了交易費用——加起來的「宏觀」對現象的解釋力令人尷尬。我有這樣的意識：傳統的微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傳統的宏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存在，但不管是些什麼！正面而又明確地引進交易費用，微、宏二觀的分別不會存在。原則上，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是走這「正面而又明確」的路，但走歪了，歪得離奇，無從驗證的博弈遊戲與不知何物的術語把整個本來是有希望的發展破壞了。   本文為張五常教授於2011年3月出版《收入與成本——經濟解釋卷二 神州增訂版 供應的行為（上篇）》的前言與第三章第三節〈漠視局限推斷失靈〉，獲作者授權刊登。   （封面圖片：花千樹提供）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資本充裕的國家，國內到處是資金，中國還會像過去一樣需要香港嗎？

香港的會計業面臨的千頭萬緒處境，或多或少折射出香港的現況。

自私自利會無疑給人類帶來好處，貿易會帶來好處。但是，自私自利會可以帶來互相殘殺，會帶來欺騙，就是人類的自私是可以毀滅自己的，這就是問題所在。

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沃土，現代社會之樹難以結出民主與科學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