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應嘉靖朝故事沒有什麼好看，印象中嘉靖就是一名無能胡塗君主。但看了《大明王朝》一劇，把我對嘉靖和嚴嵩的觀感，完全翻倒過來。
鮑起靜女士，當時是中四學生；嚴浩，當時是中三學生。他們兩位同一左派學校的學生，1967年對他們來說是怎樣的呢？
誰是香港首位華人高級警官？很多人都會衝口而出說出答案：「李君夏！」這個答案只答中一半。李君夏是首位華人警務處長，但香港史上第一位躋身警隊管理層的華人，另有其人，那已是1882年的事。
秋瑾與李鍾嶽的真人真事，慷慨激昂，但令人黯然神傷。總之，心態駕馭事態！眼界決定境界！精神地活，活出精神！時代使命，殊途同歸！
驀然回首，甘廼廸處身的，是一個大時代。甘廼廸上任的時候，正當是冷戰的高峰，而甘廼廸當年的競選口號是：「這就是就偉大的時刻」（A time for Greatness）。
香港學校的評估發展，需要苟日新，若要真正實踐評估促進教學，而教學最重要是建立學生的全人發展，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是很重要的一環，教育的評估內容，也要將中國文明元素加進，從而優化教育。
九龍城主題步行徑體現出市區更新並非只是將老舊的樓宇拆卸和重建，同時亦須進行活化舊區，為舊區注入新動力。
敍香園由戰前的一間小食店，屹立不倒至現今的國際知名「老字號」，反映港人的刻苦實幹，由戰爭後的百廢待舉，發展至現時的繁榮富足，把香港打造成美食天堂。
在一個崇尚即食麵文化的時代，人們沒有耐性靜下心來多讀書，尤其多讀不同觀點，不同立場的書，往往習慣跳過用自己旳頭腦分析和思考的過程，直接得到答案。讀歷史的好處就是讓我們懂得換位思考。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英華女學校及前倫敦傳道會大樓三者，反映了倫敦傳道會及後來中華基督教會在港島中區傳教和辦學的悠久歷史。
最近維多利亞港兩隻黃色的小鴨剛退場，接踵而來是龍舟競渡，促進消費的鼓聲。這個悼念屈原的方式還算有點正面，可是愛國悲情的渲染，面對當前的社會狀態，還須有所節制。
當我們反思早期的中西關係與漢學學科之發端時，我們會驚異於中西初步接觸的試探性，以及為達到互相理解而不得不克服的種種艱巨挑戰。
從香港中文大學的發展史可以看出，其「融會中國與西方」的使命是矢志不渝的指導力量。早在1963年中大以聯合大學之姿成立前，這項知識教育的計劃就已經存在。
彼時，在古今中外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根深柢固的父權社會岌岌可危，傳統父親角色遭遇空前挑戰，於是乎，開明之士不僅在東西文化之間探索救亡圖存之路，而且尋求突破傳統的為父之道，親身演繹求新求變的父愛故事。
幾百年來，潮人漂洋過海到香港、新加坡、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柬埔寨，哪裏有機會能生存發展，就到哪裏落地，融入當地社會，形成「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海外潮人與潮汕家鄉人口相近的獨特現象。
10位校友畢業後在社會工作，各有建樹表現。工作崗位性質不必相同，卻有相同一點：繼續文史探研，出版看來甚至跟本身工作性質無關的著述；從而見出新亞文化傳統的一致性與綿延。
很少有風景名勝能像西湖這樣，在並不算大的空間裡薈萃了如此豐富的極致風景和歷史文化。在這裏隨便一座廟宇，一座小橋，乃至一座亭台，都是歲月滄桑的濃縮，見證過千百年的風雲變幻和悲歡離合。
唐代社會，士人以風流為時尚。李黨元稹、牛黨杜牧，都以放蕩見稱而不為人所詬病。有關唐代士人狎遊及盛宴，豪俠篇〈宣慈寺門子〉及〈胡證〉均有述及。
十九世紀的香港，誘拐婦孺、迫良為娼、販賣人口的事情時有發生；另方面是很多棄嬰為私生，母親或為娼婦，或因貧窮無力照顧，被迫遺棄嬰兒。香港的天主教會收養很多棄嬰，後來棄嬰院變成了學校。
與其為清末的屈辱而悲哀，倒不如為今天和當年的對比而自豪，這就是「復興史觀」的精神所在。
鑑古知今，香港面對當前的考驗必須審時度勢，及早放下鬥爭意識，化解人民內部的矛盾。以法令的震懾收拾殘局或有一時之效，但長治久安必須從理順民心着手，秦朝衝鋒陷陣的前車之鑑，實在不容忽視。
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王奇生教授認為，楊天石教授在非常時期都沒有中斷學術研究，十分難能可貴。他以「中國知識分子最後一代通才」來評價楊天石橫跨文史哲的寬廣學術視野。
如果外國人也有這樣的堅持去尋找中國名人資料出版，為什麼我們中國人、香港人不好好寫自己的歷史，將史實盡量留存下去？我開始尋找孫受匡背景資料。
近日在舊書堆裏發現一份很特別的香港舊報紙《中西日報》，報紙內容從新聞版到副刊，都是中英雙語對照，這在香港報業史是獨一無二的。創辦人是有香港報壇怪傑稱號的任護花，報紙日常工作則交由兒子任忠章負責。
在充分發揮中國優良的崇文傳統及祥和力量的同時，也要凝聚中華民族的綜合能力，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化解各種歷史問題，進行自我調節，建立論述話語權，把中國傳統的祟尚和平精神向全世界宣揚。
「五四運動」當年曾高舉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旗幟，百年後似乎光芒不再。回望當年初心，國人對「賽先生」（Science）的期許應是為了國家富強和進步。
S. Montefiore選輯的書信，提及的人物包括George Orwell、卡夫卡、畢加索、曼德拉，當中的內容十分難得。
李金強教授特別指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教會重視「愛神愛人愛教會」，但更重要的是「為國為民為社會」；重視國家觀念，是華人教會的特色。他坦言，沒有「為國為民為社會」的精神，是香港教會現在面對的最大問題。
李金強教授表示，基督新教在香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42年，唯早在1807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一譯摩理臣）受倫敦傳道會派遣來華傳教，成為外國來華的第一個基督新教傳教士。
藉着文物看歷史，踏入展廳，仿如走進嘉靖皇帝的虛擬世界，既可仔細品嘗個中的藏品，亦可一睹這位明代君主的願望和掙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