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上來講,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後發優勢來實現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它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可以高於發達國家,但能高多少呢?這是一個經驗的問題。根據諾獎獲得者麥克・斯賓塞所領導的增長委員會的研究,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充分利用了這個後發優勢,取得了每年 GDP 的增長速度7%或更高,維持25年或更長的時間。發達國家人均 GDP 年均增長2%,加上人口增長,平均每年的 GDP 增長也就是2.5-3%;這13個經濟體的增長速度比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高2倍還多。
我國是從1979年的改革以後成為這13個經濟體當中的一個。後發優勢是《中國的奇蹟》一書準確判斷中國可以在漸進雙軌的改革進程中維持高速增長的依據,要判斷我國未來是不是還有高速增長的潛力,最重要的是判斷後發優勢的潛力在我國到底還有多大。
中國的後發優勢潛力
怎麼判斷後發優勢的潛力有多大?人均 GDP 水平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平均勞動生產力水平,實際上也是反映一個國家總體的技術和產業水平。我國的人均 GDP 跟發達國家人均 GDP 的差距實際上就反映我國平均的技術和產業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平均技術和產業水平的差距。根據麥迪遜的最新數據,按照1990年的不變價國際元計算,2008年我國的人均 GDP 達到6,725元,為美國當年的21%,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我國台灣在1975年,韓國在1977年和美國的人均 GDP 差距水平。在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維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我國台灣20年年均8.3%,韓國20年年均7.6%的增長。這四個經濟體也是上述利用後發優勢取得年均7%或更高、維持25年或更長時間的13個經濟體中的幾個。如果和美國的這個差距所蘊含的後發優勢能夠讓日本等幾個東亞經濟體實現20年年均7.6%到9.2%的 GDP 增長率,那麼,從後發優勢的潛力來看,我國從2008年開始應該還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
為什麼我認為以人均 GDP 達到11,000國際元作為經濟增長速度會放緩的判斷標準是不準確的,因為同樣是11,000美元,在不同年代跟最前沿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差距是不一樣的。日本是在1972年達到人均 GDP 11,000美元,新加坡是在1986年,我國台灣是在1992年,韓國則是在1994年。當他們達到那個水平時人均 GDP 分別已經是美國的67.3%,51.3%,48.3%和45.2%,後發優勢的潛力已經小多了。如果因為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的影響,美國的人均 GDP 從2008年以後停止增長,當我國的人均 GDP 達到11,000美元時,也僅為美國的35.3%,遠低於上述幾個經濟體的水平。所以,即使我國的人均 GDP 按1990年不變價計算達到11,000國際元,我國的後發優勢的潛力比上述經濟體還會大得多。
當然,要把後發優勢的潛力變為實際的增長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中國的奇蹟》一書中所強調的,必須按照比較優勢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利用後發優勢。按比較優勢來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則一方面要有有效的市場,給企業的技術和產業選擇提供能夠反映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正確價格信號;另一方面政府要發揮有為的作用,克服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協調等市場失靈的問題以因勢利導產業升級,避免過猶不及以及不及猶過的兩種傾向。
抓緊機遇深化改革
建立有效的市場要求我國按照《中國的奇蹟》一書的邏輯,不斷與時俱進深化改革,從雙軌制成功過渡到市場單軌,這樣價格信號將能反映我國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也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解決雙軌制改革遺留下來的收入分配不均和尋租、腐敗的問題,有利於社會的和諧和穩定。根據《中國的奇蹟》一書的邏輯所倡導的因勢利導型有為政府則不僅有利於我國經濟按比較優勢來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利用後發優勢,而且,還有利於政府騰出手來應對未來人口紅利過早消失和國際經濟可能持續疲軟的內外部挑戰,使我國能夠更好地挖掘8%的增長潛力,實現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大功告成,存在不少雙軌漸進改革遺留下來的體制、機制問題,資金、資源等各種要素價格仍然受到扭曲,金融、電力、電訊等服務業仍然壟斷經營,這些扭曲形成了巨額的租金,由此帶來了尋租、腐敗和很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除了極少數和國防安全有關的產業外,絕大多數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還是一個低收入、資本短缺的國家時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像家電、汽車、造船、大型裝備業等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其產品在國內外市場具有競爭力,保護補貼的性質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的雪中送炭變為錦上添花。所以,應該按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與時俱進地消除雙軌漸進改革所遺留下來的各種保護補貼,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於極少數違反比較優勢還需保護補貼的國防安全產業則和發達國家一樣由財政撥款直接來進行。
如果中國能夠沿着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決定的方向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一個具有有效市場的體系,並在有為政府的因勢利導下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按比較優勢發展經濟並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即使在當前發達國家尚未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中完全復甦,對外出口難於像改革開放過去30多年那樣快速增長,經濟出現新常態,我國也完全有可能在8%的增長潛力下,利用國內巨大的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完善、環保、城鎮化等高經濟和社會回報的投資以及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增加消費的機會,和政府低負債、民間高儲蓄和充足的外匯儲備的有利條件下,取得7%或更高的增長,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的目標。加上人民幣的升值,我國很有可能會在2020年前後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達到人均收入12,476美元,成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繼韓國和我國台灣,成為第三個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再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邁出堅強的歷史性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