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是指由社群世代相傳、與生活密切相關的文化實踐,包括口頭傳統、表演藝術、節慶儀式、傳統知識和手工藝等。它不像古蹟或文物那樣以實體形態保存,而是透過人、社群在日常生活中延續,屬於活態文化遺產,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斷變化,因此保護工作的關鍵在於代際間傳承,確保上一代的知識和技能,能傳承至下一代。
非遺保護觀念可追溯至二戰後東亞社會對本土文化流失的關注。日本於1950年通過《文化財保護法》,把戲劇、表演、民間風俗與傳統技藝等無形文化納入保護範圍,把無形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定為「人間國寶」,他們既享受國家津貼,又需要把智識和技能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下一代;南韓其後在1962年亦建立相近制度。這些做法顯示,文化遺產保護不應只集中在歷史建築和文物,也要重視活態傳統及其傳承人。
在國際層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逐步把非遺納入文化保護框架。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主要關注物質遺產,其後國際社會意識到文化亦存在於儀式、知識、技藝與生活方式之中。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正式確立現代非遺保護制度,成為各地制定政策的重要基礎。
根據《公約》,非遺涵蓋五大範疇: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與實踐,以及傳統手工藝技能。《公約》同時要求締約國建立清單、定期更新、推動研究教育,並鼓勵社群參與,因為非遺必須依靠社會實踐才能延續生命力。

香港非遺的發展與保護工作
中國於2004年8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批准後,正式確認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同年12月,港府也確認《公約》將適用於香港。自2006年4月《公約》正式生效後,香港逐步建立本地非遺保護架構和機制。早期由民政事務局負責制訂非遺的保護政策,並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香港文化博物館新設立非遺部門負責具體工作。
首要任務是開展第一次全港性非遺普查,以建立首份香港非遺清單,作為日後保護的基礎。當時委聘了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的人類學者,負責普查工作,他們圍繞《公約》界定的五大範疇,在2009年至2013年間,共調查了800多個非遺項目。經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詳細審議後,康文署於2014年正式公布香港首份非遺清單,共有480項。其中以「社會實踐、儀式與節慶活動」及「傳統手工藝」項目最多,也最具特色,反映香港社區文化、宗族傳統、地方信仰及民間技藝的多樣性。
普查之外,另一項主要保護工作,是應國家文化部邀請,申報香港項目列入國家級非遺代表作名錄,以提高香港非遺的知名度。至今,香港已有12項非遺先後成為國家級非遺代表作項目,包括2006年第一批國家級非遺代表作項目中的粵劇和涼茶,2011年第三批國家級非遺代表作項目中的長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龍舟遊涌、香港潮人盂蘭勝會和大坑舞火龍,2014年第四批國家級非遺中的西貢坑口客家麒麟舞、黃大仙信俗、全真道堂科儀音樂和古琴藝術(斲琴技藝),以及2021年第五批國家級非遺中的香港天后誕及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等,這些本地項目入列國家級非遺代表作名錄,增加了市民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同感。

此外,由粵、港、澳三地聯合申報的粵劇,於2009年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成為香港首項世界級非遺。消息傳來,粵劇業界以至香港市民都感到十分鼓舞。在保護非遺的框架下,政府和八和會館曾投放大量資源和精力,以宣傳、推廣、振興及傳承粵劇,努力最終修成正果,粵劇成為了世界級非遺代表作。
鑑於市民對保護非遺的要求日高,保護非遺的工作日趨繁重,康文署於2015年正式成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統籌調查、研究、教育、推廣、傳承及名錄更新等工作。首要任務是編製第一份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從非遺清單的480項目中,挑選合適的項目列入代表作名錄,作為優先保護的基礎。經過非遺諮詢委員會兩年多的評審工作,最後於2017年公布了第一份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共有20個項目,包括十個國家級非遺代表作,以及新增的十個項目:南音、宗族春秋二祭、香港天后誕、中秋節-薄扶林舞火龍、正一道教儀式傳統、食盆、港式奶茶製作技藝、紮作技藝、香港中式長衫和裙褂製作技藝、戲棚搭建技藝。
為推動社區積極參與香港非遺的研究、推廣和傳承,政府於2019年撥款3億元予非遺辦事處,以成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供民間申請。計劃分社區主導和伙伴合作兩類項目,傳承團體和研究機構可挑選合適的項目並擬定計劃書,向非遺辦事處提交申請。資助計劃極受市民歡迎,至2023年底已共資助124項計劃,涵蓋研究出版、公眾節目及教育推廣活動、傳承培訓課程、節誕祭醮等,資助總額達6500萬元。透過政府支持和民間積極參與,資助計劃成功把非遺帶回社會與日常生活之中。
非遺對香港的意義
總括而言,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只是過去留下來的傳統,更是香港社群記憶、地方身份與生活智慧的延續。保護非遺的真正意義,不在於把文化固定成展品,而是在現代社會中持續實踐、傳承與轉化。透過政府政策、學術研究、民間參與和教育推廣,香港非遺得以在城市發展之中保持活力,並成為連結歷史、社區與未來的重要文化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