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流行曲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港人成長，在我們的生活裏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與我們走過高山低谷。2024年，精神科醫生兼音樂創作人陳啟泰、流行文化研究學者朱耀偉教授合撰《多謝廣東歌 讓我好好過》一書，透過訪問樂壇持份者、學者，探討廣東歌與精神健康的關係。今年他們推出續著《好在廣東歌》，並在書展上與大眾分享怎樣好好過日子。
細味廣東歌多元作用
陳啟泰憶述，近年觀察到不少人生活困難，尤其是年輕人群體和在疫情的時候，所以舉辦不少心理健康講座。期間，也曾與朱耀偉舉辦座談探討音樂業界的發展。出版社編輯觀察到兩者之間的關係，便邀請他們撰寫第一本書，出版後在坊間迴響很大，心理衛生會也策劃了不少融入音樂的青年項目。
所以，今年進一步推出續作，除了分享音樂融入心理輔導的實踐經驗，也深入討論聽眾如何細味廣東歌，而非當成一種純粹的流行文化產物或產業。「廣東歌作為香港以至華人的瑰寶，年輕一代會怎樣承傳？過程裏對我們的心靈有什麼影響呢？我們如何利用音樂直達年輕人的心？因為他們有困難的時候通常很難開口，音樂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朱耀偉說自己很幸運，「在70年代起就聽着粵語流行曲長大，完全變成生活的一部分，根本不能想像沒有它們的日子，正所謂『不學詩，無以言』，很多詞語都是從霑叔（黃霑）、鄭國江的歌裏學來的。」
陳啟泰提到，對廣東歌的初期經歷（Primary Experience）來自無綫電視的劇集歌曲、學校的宗教歌曲。「它們告訴我何謂真善美，如無綫那時候很多歌都是談倫常或愛情關係。」雖然小時候只會「念口簧」，長大後才明白歌詞箇中意思，但毋疑它是一個逐步讓人認識這個世界的媒介。
表達與認識的媒介
音樂人馮穎琪（Vicky）則說自小就喜歡寫歌，若沒有了歌或音樂，「可以說是沒有了空氣」。對她來說，音樂不只是可供聆聽，更是表達自己的途徑。「聽音樂是我可暫時放下一些困擾的時間，創作則是將那些負面感覺『嘔』出來的過程。」
她感覺到身體與創作的關聯愈來愈大，「小時候覺得寫歌是一個休閑活動，但近年作曲成為我一起床就開始做的事，也是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感覺到身體對於情緒的敏感度高了很多。有時我想說一些話而表達不了時，會胃痛甚至有嘔吐的感覺。幸好每一次寫到歌時就會舒服很多。這一兩年我多寫了作品，因為更加了解自己。」
朱耀偉認同，說自小聽廣東歌長大，無論身處任何情感都有聽歌習慣，那些歌詞塑造了他的身份，所以長大後希望做相關研究。《論語》提到詩可以「興、觀、群、怨」，對他來說，流行曲的詞、歌也可以「怨」，其實與中國文學可謂「一脈相承」。
陳醫生補充，從人類學角度來說，歌曲可以說是Proto Language（語言原型），在遠古時候，我們還沒有語言、文字，只能發聲溝通、表態。「在歷史裏，人類一直挑選某一些聲音、拍子、節奏，慢慢將它變成音樂，不只用嘴巴發出，也可以拍打物件。」
個人情緒與大眾記憶
他說人類的情緒可分為「日常」（Everyday Emotion）和「審美」（Aesthetic Emotion）兩種，聽流行曲屬於前者，「晚上吃飯聽無綫主題曲，上學就唱聖詩。我們不知不覺就用音樂去表達、承載了情緒。相反，古典音樂需要專注地聆聽、感受。」
年輕人的世界裏，失戀可算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穎琪在20多年前，寫下《醫生與我》一曲，透過醫生和病人的關係表達當時她對愛情的看法。她提到，「經歷這麼多年，原來作品一直會與觀眾成長。25年後聽鄭秀文在演唱會重唱這首歌，發覺與聽眾產生很大共鳴，變成一種情感的共同記憶。」
陳醫生便提出一種概念──自傳式記憶（Autobiographic Memory）。「譬如當我們小時候生病，吃父母烹調的那碗粥時，代表父母關心我們。多年之後，再吃到那碗粥或聞到那股味道，你就會想起那件事，其實歌曲也是一樣的。」
現場演奏的獨特感受
著名文學家錢鍾書曾寫過一文〈通感〉，提到感官之間可以打通。朱耀偉表示，「看紅色可能覺得温暖，綠色則感涼快。有時我聽到某些歌，也好像有一種味道、感覺。」
他又提到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每個人的情感下都有「憐憫」和「恐懼」的特質。在希臘劇作裏，悲劇是最高層次，可以將我們的憐憫和恐懼淨化（Catharsis），對他來說，可能聽一首歌也會達到這個效果。
被問到現場和在電腦前聽音樂有何分別，陳醫生則表示人類始終是社會動物，所以會喜歡群體活動；而且在票務系統上「搶飛」期間，不斷嘗試刷新網頁，也會刺激到多巴胺；到了現場氣氛熱烈、開心，也會改變自己的情緒，就好像到寺廟裏淨化心靈，是一種儀式、典禮（Rituals、Ceremony）。朱耀偉認同，在現場彼此「同喜同悲」，會跟着歌手唱歌，這些經驗是日常聽歌不會有的體驗。
馮穎琪則說參與音樂會、演唱會的經驗是很獨特的，「或多或少會期望它如何去訴說那晚的故事、帶出什麼訊息，或尋找一些驚喜，『哇，這首歌原本是這樣，但他編到那樣不同』，這是很難得的，沒有其他場合可以得到同樣體驗。和聽一張唱片或播放清單（playlist）是不一樣的。」
創作中治療傷口
穎琪說，作曲人可算是在整個金字塔、食物鏈的最底層，初入行時議價能力低，「只能把歌放給唱片公司聽，他們覺得可以才會交予他人填詞。「就算你填詞，他們也可以『不聞名』為藉口而棄用」。現在人緣或網絡好些，「大家知道作品有保證或切合歌手風格，我就可以自主地提出要否填詞。因為我覺得自己撰曲作詞加起來的影響是不同的，那個情感、質感重量更intense（激烈）一點。」
對她來說，作曲是一件很個人的事，不是為了某位歌手而作，不是商業行為。曲詞均由自己一手包辦的作品，像是「極致地把自己的內在拿出來給大家」、「撕開肚皮再縫合傷口」的過程。跟專業詞人合作也有類似效果，但「治癒那部分不可以由自己百分百完成」。
雖然廣東話是港人的母語，易於表達感受，但陳啟泰指出，廣東話擁有九聲六調，要創作合適的詞句配合旋律，還要整首詞達到「起承轉合」的效果很難，技術上要有一定成熟程度，才能更容易地表述自己。若能克服這個困難，不但十分厲害，更能爆發出新的創造力（Creativity）。他說以普通話為母語的朋友，會讚揚廣東人寫出來的歌是他們意想不到的，整個創作過程也是對前額葉 （Prefrontal Cortex，負責情緒調節）的練習。
發揮同理心與陪伴力
陳啟泰曾為李克勤演唱的歌曲《靜夜》填詞，收錄於在1990年推出的專輯《一千零一夜》中。他自言那時「有點『為賦新詞強說愁』，年輕時看卡繆的《異鄉人》，想將Alienation（異化）的感覺寫出來。」他說當時想描述男孩子喜歡在夜闌人靜裏思索寂寞的心境，後期在大學與朋友製作音樂劇，才發現「音樂也可以討論社會」。譬如為動畫《美少女戰士 Super S》片尾曲填詞時，只能通過別人口述了解故事，藉此慢慢學習同理心，“putting yourself in another people's shoes”（設身處境）。
馮穎琪則指出，自己常常聆聽身邊朋友很多故事，還要幫別人守秘密。「那不只是秘密般簡單，可能會對人帶來傷害，或者是些不容易度過的事情，很難代入到對方。」但透過書寫歌曲，可以製造一個療癒的空間，如書寫不具名的秘密；透過單純的旋律，可以紀錄和抒發情緒；即使配上歌詞，也可「挑選些非指向性的文字，好像它在說一些事情，但又不是近身的。」
對創作者而言，製作過程可以抒懷，那麼對聽眾會產生哪些化學作用？陳啟泰認為，大家偏向選擇聽些懷有相同情緒的歌，因為想通過音樂「認可」（Validate）自己當下的情緒，「原來世界上、某個時空的作曲、作詞人也曾有過這種情緒，你就會覺得開心、安心點」。不過，他也提到聽眾想透過音樂達到哪些效果、情緒抒發方式異同、是否自願聆聽某些樂曲，也會影響音樂有否調節情緒的關係，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作為創作人，馮穎琪則從聽眾的反饋中總結，認為音樂發揮陪伴的作用，「我收過很多朋友、聽眾留言感謝某首歌陪伴他渡過很多難過的日子。」她說這是她依然對創作充滿熱情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們的使命，將音樂轉化為一種陪伴與同理心的力量，「聽的人可能覺得有人明白我完全說不出的感受。」
言有盡而意無窮
陳啟泰認為，70、80年代的歌曲比較直接（straight-forward）。馮穎琪則指出自己創作未必會描寫一個具體的故事，而較喜歡「曖昧點的歌詞」，套用在不同情境都可以，「這也是保護自己和歌曲的方法」。朱耀偉認同，不確定性帶來更多想像空間，就像詩詞不可以寫得太直白，所謂「言有盡、意無窮」。
「我相信有一個好的本心才是重要的。如果純粹是為賺錢，當流行音樂是商品，相信沒有這麼跨時空的美好出現。」陳醫生說。「我想每一個喜歡用文字表達自己的人，都有一個渴望用自己的語言與他人溝通、表達自己的世界的本心。」馮穎琪補充。
雖則歌詞創作發展趨向模糊化，但馮穎琪說自己反其道而行，近年參與籌辦名為「一個人一首歌」的音樂創作計劃，招攬有創作欲的年輕人為一個人寫歌，讓對象感覺到「全世界只有這首歌屬於我一個，我是多麼被尊重、認可和被看見」，同時「透過一起創作、說故事、分享來建立連結。」她說，就算面對困難，也會繼續懷着好意（Kindness）去宣傳、嘗試下去。
「Music is love（音樂就是愛）」，陳啟泰總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