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用一種「個人視角」的模式，來悼念師長和懷想朋友，對象是他者，卻免不了談到自己。我今年剛過了87歲，到了這個年紀，懷念友人變成一種心理常態，然而懷念也是一種反思：從朋友的命運想到自己的幸運，而一個老朋友的離開，也帶走了一點自己。
歲月流轉下的生死懷思
英國文學家蘭姆（Charles Lamb）把個人與他者的命題分裂成三個人，互相看到彼此，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一個人離去了，也失去了一個他者眼中的自我。在大學時代我跟劉紹銘和戴天結為好友，戴天在多倫多去世的時候，紹銘寫悼念他的文章，過了幾年紹銘去世，輪到我寫了，我心中感到一陣孤獨。
雖然他們在世時見面的機會也不多，聽到他們過世的消息，心裏一陣激動，不禁想到戴天說的一句名言：「人生苦短」。於是想起他的音容笑貌，甚至說話的口音，走路的姿態，飲酒的豪氣⋯⋯似乎有一個活生生的人站在面前。然而他已經不復存在。重讀這些文章，我感受到時間的流逝，歲月的無情，而當對方默默無言的時候，我也感到無比的寂寞和無奈。這也是一種回憶的心態。
我對很多老朋友的悼念，都免不了回憶。我會想起一個個場景，像電影的鏡頭一樣，作蒙太奇式的組合。詩人朋友尤其如此，如也斯，他死得太突然，令人措手不及。他是我的香港導遊兼老師，帶我走進香港的大街小巷和中環的酒吧，連澳門也沒有漏過。我想到他的嗜好 ──啤酒和美食──和他對香港的熱愛，在國際學術會議上，他往往為香港仗義執言。公祭的那一天，幾乎香港文壇的人物都出席了，包括澳洲學者閔福德（John Minford），他是《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英譯者。
我和妻子寫過一篇關於台灣名詩人瘂弦的文章，內中引了他前年寫給我們聖誕卡上的幾句話：他說要好好鍛鍊身體，活到百歲，可以報名參加太空旅遊，文章剛登出來不久他就離開了，人生無常，令我久久難以釋懷。這位詩人似乎用另一種方式體悟人生，對於生死問題似乎看得很輕，令我羨慕。
緬懷哈佛師長與夏氏兄弟
對於和我同一代的好友過世，我的感受是直接的。但對於高我一輩的上一代人，他們屬於我的師長輩，年紀相差至少二十多歲，我只有用敬佩的眼光描述他們，無形中也保持了一點距離。這兩代人的背景、經歷和思考模式截然不同。
我在哈佛的指導老師是史華慈教授（Benjamin I. Schwartz），我非但拜他為師，而且由衷地佩服他的學問。他受過完整的西方人文教育，精通五、六種語言，知識胸襟廣闊，學問則上下古今無所不包，特長則在思想史，著書立說從先秦到嚴復和當代，我受他的影響最大。史老師的老師是鼎鼎大名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是我的老師──他年輕時到牛津大學留學，專修中西外交史，後來在哈佛建立中國研究的王國，似乎印證了他姓名中「國王」（King）的名分。他教書一絲不苟，對歷史上的大小事故毫不遺漏，顯示了另一種學風。
另外還有在哈佛任教的通俗小說專家韓南（Patrick Hanan）和訪問的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我和他們都有一段文學因緣，也從他們那裏學到很多。韓南教授是我的文學恩人，沒有他的推薦，我進不了哈佛任教。他成了我的同事，我邀請他到我的研究生討論課（seminar）討論晚清小說。普實克教授是捷克的著名漢學家，他訪問哈佛時我選了他的課，因此後來受到他的捷克弟子的款待，成了他的門徒之一。他過世的消息僅僅是從一張明信片上傳來，照的是雪景，我知道它的象徵意義了。
這幾位大人物，成了拙著《我的哈佛歲月》的附錄，現在又收集於此，實在對他們不敬。如今我已經活過他們的年紀，而自己的學問卻遠遠比不上他們，只有在此謙卑地向他們致敬。
上一輩師長當然還有夏氏兄弟夏濟安和夏志清，偶爾會想起夏公（夏志清）妙語連珠的話語，而他的哥哥濟安則不善言辭，有時甚至有點口吃，二人都是天才型的人物。近年他們兄弟的通信集出版，幾乎每一封信都提到看的電影，文學和電影是他們的摯愛，與我心有戚戚焉。夏公也熱愛俄國小說，我的致敬文章是針對他們的業餘嗜好而寫的。我能夠認識這幾位大師並受到他們的教誨，是我的福氣。如今他們都已作古，我唯有悼念。
同代好友五湖四海
我當然還是比較接近我這一代人，書中描述的大多是關於他／她們的文章。我從生活細節的角度去懷念和他／她們結交的經過，感情上令我感到更親近。不少人也離開人世了，特別是在最近幾年。我懷念他們，時而想起舊日的趣事，感到特別珍貴。
我這一代的華人有什麼特色？他們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除了學者之外還有作家，他們的生命體驗很豐富，然而即便是流浪他鄉，追尋自我認同，大家仍然感覺和第一代人的世界觀有所區別，也有所傳承。就我而言，很明顯的一點就是對思想和思想史的倚重。
這其中的代表是余英時先生，本書有五篇文章向余先生夫婦致敬。余先生平易近人，又很好客，他的學問從古到今，他說自己達到的境界是「逍遙自在」，不顧名利。他和他敬佩的陳寅恪都是大師級的大學問家，他也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人合在一起的代表人物。
上一代的友人大多是學者，而我這一代則來自各行各業，雖然學者和同行居多，但文藝界和影劇界的人也不少，內中作家尤多，我時常提起幾位很特別的朋友，他們走得早，令我倍感傷痛。我最念念不忘的是武俠片的開山祖師胡金銓，每次我提起他都不勝唏噓。
我時常想起1970年第一次到香港時見到他的情景，他當時正以《龍門客棧》風頭鼎盛，特別喜歡和香港的文人和學者結交，高談闊論。多年後他落魄在洛杉磯，找不到資金拍戲，跟我們幾個學院的友人時常見面，依然暢談上下古今，風采不減當年。最後一次見他是在香港機場，金銓正帶着他的攝影團隊到大陸拍戲──這也是他最後一部戲，拍得不夠理想。
眾所周知，金銓開創了武俠片的傳統，他的手法別人是學不來的，片中表面上打打殺殺，背後卻是深厚的美學背景和歷史修養，他對明朝的歷史特別有研究。《龍門客棧》首創宦官武功高強的形象，令人擊節，後來的《空山靈雨》和《山中傳奇》，故事並不可觀，但片中的美學無與倫比，這一切都與他深厚的學養有關。英年早逝，實在可惜。
我這一代另一位走得早的友人是學界的余國藩，在芝加哥大學他是我的同事，我從他那裏學到很多。我在他的理論班上旁聽，事實上作他的學生，又和他同開《紅樓夢》的討論課，真是得益匪淺。
在回想舊友和舊事的時候，我時常覺得自己處在一個自我和他者（self and other）的悖論之中，而我的這個「自我」的一大部分也是我的友人和「他者」塑造的。我特別喜歡與個性和思想不同的人交朋友，林毓生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我曾形容他是一個「刺蝟」，終生探索一個大問題，而我卻是一個「狐狸」，興趣太廣，這裡聞聞、那裏嗅嗅，終未能建構大學問，這是我對自己學術的總結──妻子說我對自己的要求太苛刻，我說其實是我想對得起朋友。本書有一篇長文敘述我和林毓生交往的經過，是他向我推薦俄國文豪杜思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這本小說也幾乎改變了我一生。
群像之外的「我」
師長和朋友隔着年齡，而所處的時代主要都在二十世紀。那還是人文主義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可能不會再有了，就像劉紹銘的一句妙語：「二十一世紀冇眼睇」。這樣來看，師長與朋友與我，又是同一代人。所以我把我的回憶錄定名為《我的二十世紀》，此書定名為《我這一代人》，都有向歷史作見證的意味，也懷念這些離我而去的師友，試圖勾勒和拼貼出二十世紀一組人物的「群像」（group biography）。誠然，還健在的朋友也不少，我不能一一描述了，在此祝他／她們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在講完師長和朋友之後，本書還有最後一部分是關於「我」──其實，「我」在此前的文章裏就不時登台亮相 ──斗膽收入我近年的三篇自述和感言，還有妻子寫我的三篇文字，其中最後一篇是對我感言的回應，教我面對老年不要自哀自嘆，不啻是當頭棒喝。
到了現在的年紀，寫作的意願還在，但精力體力已大不如前，有時候打三個字要寫錯兩個，內容也難免零散。香港中大出版社鼓勵我講下這些歷史，編輯胡召洋找我做了多次訪談，整理成文章，較長的獨立成篇，短的放在相關的原文之後，權當「補記」。
我妻子玉喜歡畫也喜歡寫，寫夏志清和瘂弦的兩篇已經用過她的文字。徐訏、余英時夫婦，還有白先勇，這幾位她也寫過文章，這是她對「我這一代人」的觀察和記錄，收進書裏，既彌補了我單一視角的侷限，也增添些「複調」（polyphony）和「對位」（counterpoint）的層次。
尾聲
再往後的第三代，還有年齡更小的年輕人，就不同了，他們在網絡上互相點讚，用新媒體營造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然而他們已經沒有歷史的「重擔」，對於上一代的傳承，似乎也沒有什麼興趣。也許，AI的時代已經降臨，它將改變一切的機制和價值系統，以及研究學術的方法。我沒有資格評論，也輪不到我在此嘮叨了，這篇散文式的導言應該就此結束。
2026年3月5日初稿，4月15日修正，5月12日改定。
原為《我這一代人》序言，本社獲中大出版社授權轉載。
新書簡介：
書名：《我這一代人》
作者：李歐梵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