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治理與政策學院4月27日（星期一）起，一連三日舉行創院周活動，學院院長、嘉里集團基金教授（公共政策）黃勁豪教授說，希望培養擁有國際視野的新一代領袖，促進跨國、跨界別協作，運用嶄新、實用、可持續發展的科技和方法，應對當前區域及全球性的挑戰。
治理與政策碩士9月開課
黃續指，學院今年9月將迎來80至100名、首批治理與政策碩士課程學生，未來研究將聚焦五大範疇，包括多極世界中的全球治理、城市政策體系中的跨部門夥伴關係、以比較視角看領導力與治理、公共政策的哲學、倫理與歷史基礎，以及運用嚴謹的實證和數據分析，為政策制定提供依據。
學院將設立從事實證分析的政策影響實驗室（Policy Impact Lab），另設行政人員領導實驗室（Executive Leadership Hub），為全球尤其是東盟國家的商界、政界管理層人士，提供領袖培訓、AI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實踐夥伴關係。
黃勁豪教授說，香港大學擁有促進政策創新的獨特地位。
王于漸：世界動盪 大學不能當旁觀者
港大暫委首席副校長王于漸教授表示，我們正身處在動盪的多極世界中，大學不能當旁觀者，需要參與溝通合作，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香港中西文化匯聚，新學院正好善用這優勢，提供實用為本的教育，冀之能成為亞洲領先的治理與政策創新樞紐。
學院成立了顧問委員會，匯聚全球頂尖學者、諾貝爾獎得主、前國家元首及資深政策專家，為學術研究提供策略意見，並加強學院的全球網絡。另外，預料今年秋季起至明年會舉行一系列環境領袖論壇，明年秋季將開辦為資深的政策實踐者而設的博士課程。
王于漸教授表示，新學院的成立與港大致力成為世界一流學府的理念脗合。
為什麼放棄好政策、採用壞政策？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與政治系James Robinson教授說，治理（Governance）是關於「為什麼那些旨在提高效率的政策會被採納或被放棄，以及不理想的政策被採用」。
他認為，這個問題有三個可能的成因，包括概念（Ideas）、利益（Interests）和制度（Institutions）。他說很多國家領導人在思想政策應該怎樣走時，往往不依靠實證分析，而是一些政經哲學理論，因為這些理論「給了一個明確的目標，知道國家正向哪裏走」。
例如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就深信韋伯（Max Weber）的理論，曾言「從傳統的家產制（Patrimonial）組織轉變為理性的官僚科層制（Rational Bureaucracy），正是當下希臘應該做的事」。又如愛沙尼亞前總理馬爾特·拉爾（Mart Laar）認為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理論為他提供了「一張經濟改革清單」，令他可以促進愛國經濟發展。
James Robinson認為「治理」是研究好的政策為何會被採納或放棄，以及不理想的政策被採用。
另一方面，政策的形成與利益攸關，例如阿根廷前總統胡安·庇隆（Juan Perón）提出以社會正義、經濟獨立和政治主權為三大綱領。雖然政策致力於提高民眾的就業和經濟保障，但有經濟學家提到「一些如自由貿易等經濟效率最好的政策，會造成有利於相對最豐富的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鞏固傳統精英的地位。 」
第三個影響因素便是制度，因為它匯集了各種想法和利益，以制定政策。其設計可以鼓勵好的想法，或讓好的想法脫穎而出；也可以利用個人利益來促進公共利益。
政策難滿足所有人 唯須避免製造失敗者
James Robinson認為，新學院要教導學生何謂好政策，也要學習如何將之推廣出去，「這涉及制度設計，但戰略也不可或缺」。他說雖然政策很難令社會每個人都受惠，但要盡量避免製造失敗者、建立優先順序，以及允許落伍者（Laggards）將功勞攬在自己沒做過的事情上。
例如，20世紀紐約都市規劃師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雖深受時任總統杜魯門限制，如不提供土地等，但他仍將建設州立公園的功勞歸給杜魯門。摩西說：「如果你願意讓別人把功勞攬到他們的身上，你就能在世界上做出很多好事。」
James Robinson認為新學院要教導學生何謂好政策，也要學習如何將之推廣出去。
他也提到，東亞發展經驗表明，社會科學中許多直覺判斷標準的形成以及普遍化都受到文化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多數事前未能推測和理解。「如何概念化和衡量這種文化嵌入性？ 這不僅對公共政策至關重要，也是社會科學領域最令人興奮的研究方向之一。」港大治理與政策學院正正可以深入這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