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美以伊戰爭持續之時，看《加沙女孩的聲音》（The Voice of Hind Rajab，2025）尤其壓抑，因為剪進真實聲帶、按真實事件建立的平民敍事，大概仍以不同形式在世界的隱角上演。而電影聚焦於單一事件的呈現方式，又似乎只是方便觀眾理解的簡單版，比不上現實複雜、密集得多的殘酷。
距離的暴力
因我們遙遠，因我們只接觸到宏大敍事式的新聞報道，往往只有簡化的、二元對立的善惡判斷，乃至近來許多人讚許美軍勇救同伴的軍事行動多於反思戰爭的（無）意義本身。
又因不在殘酷的最前沿，領導人總能發動對自己而言合理的戰爭，讓康德早在200多年前，甫寫畢《論永久和平》（1795）便要自嘲。
是次突尼西亞導演卡茴華班哈尼亞（Kaouther Ben Hania）揭示了西方主流媒體鮮少提及的對立面，用的是最接近、貼地、半紀錄片式的距離，但這距離又有點疏離，因為整部電影把觀眾困在紅新月會的救援熱線中心。事情總完不了，而真實存在過的加沙女孩只有坦克炮火下恐懼的聲音和幾張照片（電影回到現實場景後加插了她的生活片段），消磨常人的耐性。若想有一位超級英雄走出熱線中心外，冒險把女孩救回來？抱歉！這不是英雄電影，現實只有跑程序。
導演把大家困在令人絕望的苦等的空間、也困在制度內，接到求助後，中心人員需要聯絡紅十字會、衛生部、以色列軍方，獲得批准後，又要通過行車路線。不然，即使是救護車，也會因違規而被「合理」地攻擊。
來來回回，反反覆覆，審批的過程本身也可以是種族復仇的過程，讓人只能遠觀高高在上的霸權，乞求它解救近在咫尺的生命，而那生命，觀眾始終無法靠近。最接近的時候，就只有那救護車標誌不斷駛向肇事車輛的時候。
無法身同感受的陰影
說起被困感，《黎巴嫩》（Lebanon，2009）實屬經典，以色列士兵大多時間困於坦克內，只能透過窄小的潛望鏡窺看外面的悲慘世界，他們流血、冒汗、顫抖、驚呼……至少血肉分明，可即可感，但《加沙女孩的聲音》的女孩並不在場，觀眾只知道她與許多親人的屍體在一起卻說他們「睡了」。
如果說代入視角使人能感受戰爭的恐怖的話，疏離使人好累好累，同樣90分鐘左右的影片，彷彿3小時那麼長，無法理解、無法知道的感覺消耗精神，甚至徘徊於思緒，乃至觀影後入夢，繼而厭倦一切……
就像閱讀《安妮日記》（1942-1944），即使能想像安娜如何在納粹佔領地的密室艱苦地度過兩年多，也無法還原她遇害的故事。不知道的，終究不知道。
如史碧娃克認為底層人民無法發聲，非親歷者的導演給女孩的遭遇留白，而非勉強填充因果、煽動情感，替她代言，倒使觀眾感到比面對清清楚楚的無辜更沉重的傷痛。
「義戰」支持者看不到的書包
電影於救護車在批准路線被無理炮擊後仍未結束，鏡頭轉向解封的廢墟、破爛的汽車，以及女孩和家人的屍體（被導演模糊處理），因為不是劇情片部分，不出於場面調度與設計，力度因真實而爆發。
其中，掠過車後座的一幕，可瞥見一個四方、脹滿的書包，很典型、孩子背上後就快快樂樂地上學的那種，我立時想起自己的兒子，便眼淺了。
完場後，有人喊叫“Free Palestine”，有人說「電影只有片面的內容」，有人叫對方「滾回英國、美國」，都是英文，都是殖民者的語言，都有道理，都沒道理。包括我在內，無論有聲無聲，都在平庸之惡中，但不平庸又可以如何？應該選邊站嗎？應該發動另一場「義戰」把不公義壓過去嗎？還是，接受戰爭，接受制度暴力，接受人從來如此，所以悲劇就只能是偶然中的不幸？
作者簡介：
曾繁裕，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現當代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東亞電影及流行文化、批評理論、創意寫作，擔任本地文學雜誌編輯 。
原刊於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本社獲作者及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授權轉載，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