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逝世，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現陳耀南教授逝世，文教界亦皆為失去這位德高望重的學者而感到深切悲痛。
3月8日下午3時17分，收到曾在香港大學修讀中國文學碩士、現任職無線電視鍾志光兄傳來短訊：「剛收到陳教授已經安祥離世，願他離苦得樂，他的精神定會長存於世。」
接着於3月11日上午，收到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客座教授招祥麒博士傳來題為〈痛失良師，永憶春風〉的悼念陳教授詩作四首：
其一
忽報寒星墜海垠，天涯涕淚憶音塵。卅年燈火催詩論，萬里江湖損病身。
信有文章驚宇內，空餘謦欬隔秋旻。孤懷耿耿憑誰訴？獨坐深宵慟愴神。
其二
一遇春風德不孤，追懷朗誦識荊初。砭愚張學弘師道，接武蘇門導緒餘。
幾度滄溟勞遠夢，經年函丈慰窮居。如今忍讀治心詠，一字一吟一愴予。
其三
珠海論文困頓時，叮嚀苦勸莫遲疑。平山館裏燈連夜，陸佑堂前夢幾詩。
恩重翻教更轉路，情深終得續殘棋。十年博士尋常事，回首師門涕泗垂。
其四
市樓一別竟何之，仰望南洲雁影遲。主道有情終證主，詩魂無恙永留詩。
宮牆百仞成追憶，桃李千秋繫所思。從此音容嗟隔世，焚香展卷淚如絲。
如果不是恩情深重，如何寫得如此五內沸騰！
陳教授關懷後輩，往往無微不至，令人感激不盡。另一方面，陳教授對朋友亦多所鼓勵。我和陳教授都是1975年入職港大，陳教授年長數歲。
生花妙筆 輕鬆風趣
2020年，拙著《漢字漢語解碼》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承陳教授賜序。拙著收有〈阿二靚湯與赴湯蹈火〉、〈「荷」與「蓮」〉、〈己‧已‧巳〉、〈寺‧持‧侍〉、〈「電」字的下半是什麼？〉、〈又‧右‧佑‧祐‧𠂇‧左‧佐〉、〈志‧識‧誌〉、〈從「讀」字是否從「賣」得聲說起〉、〈敗北與分北〉、〈游‧斿‧遊〉、〈「義」與「誼」〉、〈為什麼「射」字从寸身？〉、〈「尖沙嘴」與「尖沙咀」〉、〈「正字」淺談〉等文章，陳教授把這些文章溶化，以其輕鬆風趣的生花妙筆，寫成拙著序文。
序文云：
有人為喝「阿二靚湯」，不惜「赴湯蹈火」──此湯與彼湯，究竟有何異同？
享受「荷葉飯」，讀賞《愛蓮說》──「荷」之與「蓮」，究竟是二？是一？
「己」、「已」，「巳」──三者酷肖如斯，到底分別何在？是否悉尼近郊名勝「三姊妹」，聯袂移居到華山夏水？
「寺人」是否佛廟之人？
有人見到「神」，為什麼恍如觸「電」？
為什麼有力而在上者保「佑」，而居下在旁者輔「佐」？左翼右派，如何矛盾統一？
《三國志》為何不寫為「誌」？
「羣雌粥粥」──是否一班大媽，競享肉糜，熱鬧喧嘩有如墟集？
南下牧馬的胡人敗「北」，是否「振大漢之天聲」的「龍城飛將」，不把他們逐向東、南、西方，而只驅向翰海、戈壁？
「游」之與「遊」，有無水陸之別？如果「獨上青天覽明月」，又應當用哪一個？
「友誼」之「誼」，講讀為「義」，抑或談說為「宜」，有什麼不同結果？
「矮」之與「射」，都是兩文拼合成字，是不是倉頡或者別位古聖先賢，一不小心而調亂了形意？
北京王大爺，當年還在天子腳下「看到」宦官；廣州陳師奶，昨天又在港珠澳橋上「見到西人」──哪個視覺行為的描述，更合文字本義？
「俗字」與「正體」，如何分辨？「方音」與「異讀」，怎樣處理？
總據《說文》，為什麼會「下筆多礙」？如何可以如《老子》所謂「去甚、去奢、去泰」？
……
序文之末，更承陳教授謬許，一長列排句，謂「精力之沛、用功之勤、觀覽之博、採擇之富、搜羅之備、探本之深、溯源之詳、辨異之明、推理之周、剖析之細、目光之銳、心思之密、化澤之慈、胸襟之廣──讀此書者自能領受，必有同感！」「深入既能淺語，而又以公仁之心，引小歸大；嚴謹且又謙和，而又以輕靈之筆，既莊且諧！謹此拜序，敬希哂教！」推崇備至，實在愧不敢當！
著作等身 充滿智慧
陳教授著作等身，著書逾50本，領域廣泛，包括中國文學、哲學、歷史、文化、宗教，閃耀着智慧的光芒。
「文學批評」是陳教授港大任教的科目之一。他的大作《文鏡與文心》，開頭一篇文章，就是代表作〈中國的三教與文評〉。陳教授說：
創作與批評，雖有可能有自覺與不自覺之別，但都是某種文學信念的實化；兩者互相影響，而又互為因果。『作品』與『作品的研究』，同屬文學；『作者』與『批評者』，同樣具有人的心靈。當然，誰都知道，先有作品，然後有批評；不過這個『然後』，卻是可暫可久。一曲旣畢（或將畢、或未畢），香花或臭蛋隨之，這已經是一種藝術批評；有了文學作品，即興的、隨喜的文學批評，自然也就如影隨形地出現了，不過，人人可以是批評者，卻只有少數人是批評家。『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個人的識鑒，必藉博覽然後提高；『其人旣往，其文克定』，某人的整個風格，以及某種文體或者文風，也必在成熟或接近成熟之後，才有接近全面和成熟的文學批評。所以，『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司馬相如自己，卻只能說：『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要到《文心雕龍：詮賦篇》、《文章流別論》，才有系統的、詳明而中肯的論述。再加上後世若干賦話，然後這種亦詩亦文、非詩非文的體制義蘊，然後盡出。
陳教授又說：
西方哲學，正如懷德海（A. WHITEHEAD）所說，曾經長期是柏拉圖思想的註腳；而博識多能、深邃縝密的亞里士多德，則幾乎是西方一切傳統學術的不祧之祖。柏拉圖在想像超奇、藻采瑰麗的《對話錄》中，排斥詩人於他的『理想國』之外：因為詩人善感，而感官所得不過虛幻；騷客多情，而情緒易於淹沒理智。他的高足，『吾愛吾師，吾尤愛眞理』的亞里士多德，在他樸實冷靜、條理周密的《詩論》之中，卻極力替文藝辯解。他強調藝術有自足的標準，而吟詠情性，發散宣洩（CATHARIS），有助於心理和社會的健康。師徒兩人，一攻一守的示範，就成了後此2000多年西方文評的基本動向。不過，據說亞里士多德是比較孤立的：他前後的論者，多數都不以為文藝和道德可以分離。尤其在中世紀，千多年的教會統制文化的時代，一切現世的快樂，似乎都是撒旦的作為；而文藝，一旦鬆弛了戒律清規的羈勒，就必然導致縱慾與犯罪。直到19世紀，浪漫主義者『為藝術而藝術』的呼聲振起，再加上克羅齊學派『觀賞無為』的美學理論，才動搖了傳統的信念。想不到東洋西海，心同理同，這方面也不無相似之處；雖則尚知識、善分析的西方文化傳統，仍然表現在他們的文評特色裏面。
從以上引言中，即可見陳教授之博通中西。接着陳教授有條不紊地談儒、道、佛三家與中國文評，更可見其學問之深厚，與研究之扎實。
開放型知識分子
陳教授的博士論文，以《魏源研究》為題，對近代思想家魏源學問文章進行了全面探討。陳教授非常崇敬魏源，在〈魏源與中國的現代化〉一文，陳教授說：
活躍在道光、咸豐之間學術界的魏源，是中國現代化的前驅。這位「默好深思還自守」的「積感之民」，筆下萬言、胸中千策，發展了經世致用的今文經學，開啟了認識世界的時代風氣。
魏源的時代，是千瘡百孔的滿清帝國，面對覆舟裂岸的西潮的時代。君主專制，加上部族猜嫌、加上八股取士，種種不良制度，造成腐敗的官僚政治、造成「人心寐患」和「人材虛患」這兩大疾痼。廟堂之上，是庸鄙鄉愿的老朽大臣；省府州縣，是貪官猾吏、劣紳莠民的天下。河、漕、鹽、幣等重要內政，無不百病叢生；而弊患癥結，又都在於貪吏奸民以「例」為利，中飽蠹國。至於歷代不斷重現的舊問題，如君主質素漸差、生齒日繁、耕地不足、生產技術停滯……等等，使「治久必亂、合久必分」的老話，又一次獲得驗證；而鴉片走私、洋貨傾銷、白銀外流等新問題，更動搖了整個民生的根本。另一方面，「天朝」之外，因商戰而富強甲天下的殖民帝國，也正在待機而噬。
在暴風雨的前夕，作為四民之首的士大夫，絕大多數仍然醉生夢死。他們或者陷溺於科名利祿之場，或者附庸於乾嘉考據之幟，抱小忘大，「萬馬齊瘖」。不過，少數前識而有志之士，已經漸漸努力破傳注的囚籠，求經訓的大意，於是宋學復振，而今文經學也繼之而起。魏源和他的好友龔自珍，都上承莊（存與）劉（逢祿），大張「以經術為治術」之風，又潛心佛學、重視西北以至域外地理，下啟晚清學術的新風氣。定盦用公羊義譏評時政、鼓吹革新；默深則以《默觚》發揚用《詩三百篇》諫世之旨，以《海國圖志》、《元史新編》擴充《尙書：禹貢》之學；而他一切成大效而具遠見的治河、理漕、行鹽、更幣等政務主張，又都是《周易》、《老子》變通復運的哲學、和公羊家、法家更世變制精神的實化。晚年的「菩薩戒弟子魏承貫」，雙修禪淨，仍然重視貫通儒佛，以救眾生，拯亂世。「經」的全體大用，到了魏源，可說是充廣至極了。龔定盦稱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綜一代典成一家言」，實在並非虛美。他主張變古便民，使「王道」與「富強」合一，具道法二家之長而不失儒學之本，饒有荀子的勝處。最為人稱道的，是他面對3000年未有的大時代，「直將周孔書，不囿禹州講」，呼籲時人了解世界、變法圖強、道器並重；以至「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口號的提出、民主共和的憧憬、氣運循環的信仰，商戰價值的重估等等，對後來講新學新政的志士，特别是湘楚人物，有很大的影響，共同軔發了中國的現代化。
中國、以至許多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都可以說是西方國家殖民侵略的反響。「大秦海西，諸戎所巢；維利維威，實懷泮鴞」；他們挾着工業革命的果實──利炮堅船，以上帝的寵兒自居，以「白人的重責」（Whitemen's burden）自負，「四海之內，其帆檣無不到；凡有土有人之處，無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華」。於是，警醒起來的各地民族，尤其是曾經強盛過的文明古國，就都或先或後地自新自強，為擺脫亡國滅種的命運而奮鬥。顯而易見的科技器物，固然力求追上當代的最高標準；即使財富與權力的產生與分配、藝文哲教的標準與價值，也都不免與那些富強國家多所比較，甚至認同。再加上進化理論的深入人心，交通貿易的頻繁發達，更使人泛濫一切地追求日新又新，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強對西方的向慕。這種近代以來世界性的、離「古典」而就「現代」的文化運動，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現代化」。「現代化」當然比「西化」更令人心悅誠服：因為它包涵了較多的「自主」與「選擇」，對「傳統」也有較多的尊重。事實上，「凡新必好，凡西必真」的大前提，邏輯上固然謬妄──因為宗教、道德、文藝之類，就並非進化論所能規範──而且也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就是：完全抹煞了自信自尊，離棄了民族文化根基，一個民族也不能真正進步。「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這才是國族現代化應有的豪情勝概。
現代化的努力，原動於「見賢思齊」的比較，產生於「國族中心」困局的解除，和本身的世界地位的真正認識。就以中國來說，傳統的士大夫，每每「徒知侈張中華，未覩瀛寰之大」；「沿習不察、積非成是；始於士大夫不討掌故，道聽塗說，其究至貽誤家國」！鴉片戰爭前夕，李兆洛、林則徐、姚瑩等一班先覺之士，早已為此而疾首蹙額。空前的敗辱以後，林則徐的知己、一度佐幕裕謙的魏源，更感到亡羊補牢、「開拓萬古心胸」的迫切需要。於是，他受林氏之託，以林氏《四洲志》為底本，以西人圖書為主幹，旁蒐博采，參以中土著述，編成《海國圖志》──這是第一套當代世界史地科技知識的百科全書、中國現代化的劃時代文獻！在書中，魏源提出「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的警告，特別呼籲重振《周易》開物成務、道器並重的人文精神，以濟民利國。他後來更補充：海夷的長技，利炮堅船之外，養兵練兵之法，以至聯邦總統之制，都大有勝處，聲華文物，應當以域外友人視之，而不再是傳統的蠻夷戎狄了。
最後，陳教授說：
當然，限於時代和遭際，魏源不可能全面而澈底地挖出舊病根，指出新方向。譬如：他對當時西方，尤其是英國的富強，自然非常重視，所以《海國圖志》全書，實在以西歐英吉利為中心；但對西方崇智尚力的文化根源，英國先進的育才和民主制度，魏源以後的人，自然有更大的機會超越他的認識。又如：他痛心疾首於當世的官僚政治，對美國式的聯邦共和，深感神往；但對我國自秦漢以來，從未合理解決、而流毒日深的『君權』產生與轉移問題，以至當世滿清部族政權的狹隘、封閉本質，這些中國現代化的主要障礙，都似乎沒有深切的論到。凡此諸端，就有待後人的努力了。
跟魏源一樣，陳教授是開放型知識分子。他對古今文化、思想、道德、教育、政治、語文，都有敏銳深入、通達持平的見解。
陳教授最喜歡跟魏源同一時代龔定盦的詩：
九州生氣恃風雷，
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
不拘一格降人才。
我們希望，炎黃子孫中，有更多像陳教授般的傑出人才，以風範、以言論、以發明，造福中華，貢獻萬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