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歲末，筆者剛好在12月上旬有空，便回到台中老家探望年事已高的親人。香港當時正處於大埔宏福苑嚴重火災的傷痛之中，筆者的青年議會時代，就是在當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大埔區渡過，所以那份悲痛莫名，實在非筆墨可以形容，更覺得可以再見親人，確實是一份上帝的祝福，是制度與人的有效運作的結果。
在台中老家的短暫日子，生活簡單而可貴；早上起來陪同舅舅去菜園摘菜除草，午飯時間在九華山吃碗平安麵，然後我們就去農會和一群老農民泡泡茶，聊聊天，看看電視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就去黃昏市場買菜；一天相聚時間轉眼便過。
還記得農會當天播放的新聞，是報道台灣警方逮捕花蓮光復鄉騙徒，他以「贈送家電須貼補5000元」為由，詐騙最少28名災民。台灣騙徒之多，實在令筆者傻眼。不過這則新聞卻令筆者猛然一醒，也打開了筆者與長輩們的話匣子；寒冬將至，我真的很想知道光復鄉的台胞們近況如何呢？
民主制度責任在於人
這次水災造成19人死亡、157人受傷；尚有近30人失去聯絡。超過1600戶民宅受災，完成災民安置耗時可能超過一年以上。農牧損失逾4.3億元新台幣。透過新聞報道，我們知道災民的生活正在緩慢復甦，而且還很漫長。
在道教盛行的台灣，我不慎地向長輩們提了個該死的問題，差點給他們罵翻天。我打趣的說：是不是土地公沒有保庇，或是泥太軟？語音剛落，一位老農民以極嚴肅的語氣向我說：沒有土地公，可能死的人更多，如果當官的馬上把責任指向不會吭聲的泥巴，到底有沒有一點羞恥心？是人的問題了！
然後他便向我解釋，台灣的天氣加上全球暖化，令水災老是常出現，所以無論中央與地方政府都不可能沒有防災意識。否則他們交稅是為了什麼？投票又選了什麼怪咖出來？翻查資料，台灣在水災之前，已經遭遇樺加沙颱風來襲，9月21日中央應變中心的第一次工作會議中，農業部針對高雄市、屏東縣等部分地區，已經調降土石流警戒基準值，並呼籲民眾提高警覺。估計需要撤離275人，當中包括了光復鄉。
由於花蓮人口嚴重老化，不少居民行動不便；所以當時，有不少民眾已經質疑官員離地，嚴重低估撤離範圍與人數。由於民意可以有效進入體制，逼使9月21日下午3時第二次工作會議，應變中心大幅提高了撤離範圍與人數，並通報花蓮縣徐榛蔚政府（她是縣議員傅崐萁的老婆）。再三叮囑他們要把握22日上午，雨量較小的黃金時間加速撤離工作。
無奈最後悲劇還是發生了，至今雖然沒有官員被問責下台。不過長輩們笑說：有民主的台灣，沒有這個問題了；下次選舉，我們自己知道如何投票，只是代價太大，令人難過了！
公民社會力量的光輝
常言道：人是台灣最美麗的風景。身在台中的長輩們，雖然大部分已經年過七旬，不過他們也盡力為災民提供援助。水災發生之後，災民的日常飲食有可能會缺乏膳食纖維；果農的絕活就是最會挑水果，而且可以透過「貨運超人」向災民送上「尚菁」（台語：新鮮的意思）的水果。
所謂：無惻忍之心，非人也。這次水災，民間自發合計有超過11.1萬人次投入救災。一曲歌頌志工的《鏟子超人》成為全台熱播名曲。當地警察與義警、看到公民社會力量的熱血，便因勢利導，只運用由人民賦予的公權力去疏導交通，維持災區秩序。
這批志工數目龐大，既沒有組織、也沒有公權力，目標卻非常明確，就是救災。他們各有工作，各有家室，根本沒有可能長時間待在光復鄉；就算功未成，也自然會身退。
這種因災難而自發的公民社會力量，令我想起鄒讜師公的「非正式組織」理論（註1）。他在剖析文革之後，面對「一窮二白、三信（即信念、信仰、信用）危機」（註2）的中國時，提出中國政治體制要有效運作，不是只靠正式的制度（如黨章、官僚體系），還有大量的非正式權力網絡，例如人際關係、宗族派系等。套用在46年後的語境，就是類近公民在社會中的紐帶與連結。這些非正式權力，在公民社會是一種基層的「支撐模型」，當遇上制度失效，天災人禍，便能迅速動員投入救災，並且可以團結人心，維持政治穩定。
不過，這種非正式權力在民意極為多元的台灣，大部分時間都是難以凝聚；政府也無法動員。原因是非正式權力雖然可以彌補政權的不足，但從辯證的角度也是對政權的不信任；特別是沒有民主選舉的政府，否則權力應該是有制度性渠道，吸納到體制之中，並得到合理的反映與回應。所以當災後出現團結大多數的非正式權力時，就是公權力需要擁抱的黃金機會。台灣的警察與義警便是在民主的洗禮下深諳此道，他們着實幫了政府一個大忙。
人民政府求管、還是求治？
就在我們快要離開農會之際，電視機剛好在播放話題台劇《零日攻擊》的廣告。這套台劇在水災之下，網絡聲量明顯有點被蓋過了！不過好奇的我正好可以借題發揮，台灣現在最擔心的「國安」議題，就是滲透。而花蓮一直是支持統一的藍營根據地。11萬志工當中，會否有人以志工之名，行滲透之實呢？
難得與一群前輩聊天，我當然也要問過清楚，豈料另一位老農民隨即向我嗆聲：「這位香港來的葉老師，請問面對災情，是救災重要？還是國安重要？人民都不安全，還談什麼國家安全！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我們是追求『管』？還是追求『治』？就算有滲透，只要他們跟民眾的救災目標一致，那又何妨？有需要急着現在處理嗎？如果政府硬要把他們抓出來，就是在自我證實輕視人民生命，企圖矛盾轉移、模糊焦點。而且你看，有些網紅純粹去打個卡，已經馬上被民眾趕走。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政府也是我們選出來的，誰是真朋友、誰在製造敵人，我們是分得清楚。你看那位韓國小女生李多慧，不要說災民，我們也很喜歡他呢！」作為一位政治學者，我實在受教了！
與舅舅踱步到黃昏市場路上，我一直在沉思與幾位長輩的對話。同時想起邱吉爾的名句：「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但除此之外，其他形式更糟」（註3），一代名相果然有千古巨眼。
註：
Tsou, T. (1976).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65, 98–114.
嚴慶生（1988）。《中國社會思想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urchill, W. (1947, November 11). Speech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UK), vol. 444, col. 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