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早前於《信報》撰寫了一篇文章，以石中英傳記《英氣》下卷為切入點，探討改革開放成功背後，中央的深遠布局與香港愛國商人所提供的關鍵助力。此書仍有許多細節值得深挖，其中一則是陳方安生叔父、著名骨科醫生方心讓於1980年代投資北京港澳中心的往事，能從側面一窺中央在人事與統戰上的高明手腕。
陳方安生的叔叔方心讓是香港著名的骨科醫生，亦為香港賽馬會會員。內地百科類網站多數會提及，方心讓於1987年與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合資7600萬美元，在北京興建30層高的港澳中心大廈。大廈落成時，方心讓、方召麐、陳方安生等家族成員包機赴京剪綵。
港澳中心之所以具指標意義，在於首度把香港賽馬會的賽事透過衛星直播到北京，並設立直通香港的投注熱線，在禁止賭博的內地，此舉堪稱破天荒。也兌現了鄧小平1984年對鍾士元、鄧蓮如所說的「馬照跑、舞照跳」，成為香港平穩過渡最具象徵性的形象工程之一。
表面看來，這像是方心讓醫生牽頭的商業項目。但石中英在《英氣》下卷第116頁透露了另一版本，原本最有機會成為港方合資夥伴的是由中聯辦（當時稱新華社香港分社）牽頭組建的「香港中國旅遊投資公司」。該公司陣容強大，由五間中資機構合組，包括中國旅行社、香港中國銀行、香港中國民航、中國海外建築及華南旅行社（工聯會轄下），辦事處則設於石中英任董事的華南旅行社內。
香港中國旅遊投資公司有投資上海友誼酒家的成功經驗，前期準備也做了整整兩年。就在一切就緒之際，卻突然接到港澳辦通知，該項目要轉交給方心讓醫生，石中英等人因此被勸退。據石中英在書中透露，負責傳話的官員私下表示，方心讓其實拿不出那麼多錢，資金主要由港澳辦牽頭籌集。換句話說，這是一場由中央主導、主動讓利的政治操作。
中央為何如此大費周章，捨棄愛國陣營而選擇方心讓？筆者認為可能有以下的一些考慮：
首先，在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的著作《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中，將香港賽馬會、滙豐銀行及總督比喻為香港英治時期三大權力中心，象徵英國在香港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核心。與馬會深度綁定，等於向香港主流精英階層宣告：回歸已成定局，中央承諾接手並延續香港核心的生活方式與利益。方心讓作為馬會會員，由他承接項目比愛國陣營更加順理成章。
其次，方心讓的父親方振武將軍是關鍵歷史符號，方振武曾變賣家產組織抗日軍隊，後加入國民黨左派的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即今日農工民主黨前身），最終被蔣介石暗殺，中央一直視其為愛國烈士。選方心讓，有着統戰老朋友後代的傳統。
最後，也與方心讓的侄女陳方安生脫不了關係。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後，委任董建華為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並提拔多名華人官員。這些舉措雖然是為主權移交做準備，但對中方而言，香港已經被英國統治了100年，香港主流精英和英國的密切程度遠超過中國。如何確保回歸後管治團隊的忠誠度，也是必須思考的問題。
1987年項目啟動時，陳方安生已貴為經濟司，六年後更被彭定康破天荒委任為首位華人布政司，成為主權移交最重要的銜接人。透過與方心讓合作，既是給足陳方安生面子，也讓最有可能在回歸後掌權的華人高官家族親身參與內地發展，切實感受到祖國崛起帶來的發展，從而形成命運共同體。
回望今日，陳方安生與董建華因問責制分歧而提前退休，後來更兩度參與七一遊行，2020年淡出，又於2025年9月會見美國駐港總領事伊珠麗（Julie Eadeh），一步步觸碰北京底線；聯想到當年中央對她及其家族的厚待與期待，不禁令人唏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