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史密斯的《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堪稱近代思想史與經濟學史上最具開創意義的雙子經典。自18世紀問世以來，這兩部著作不僅奠定了現代資本主義與市場社會的理論根基，也深刻形塑了西方世界對倫理秩序、公共政策乃至幸福本質的理解。史密斯不僅是一位經濟學巨匠，更是一位洞察人性幽微的道德哲學家；他以人性為軸心，試圖解答人類如何在物質追求與精神安寧之間尋得平衡的永恆命題。
無窮慾望 掩蓋幸福本質
在《道德感情論》中，史密斯精細刻劃幸福的結構：幸福並非單一情緒，而是內在平靜與外在享樂的調和狀態。若缺乏靈魂深處的安穩，再豐盛的感官享受終究流於虛浮易逝；唯有當心境獲得穩定與和諧，人才能在多變的處境中自得其樂，不為外物所輕易牽引。由此看來，幸福並不是外在世界偶然賜予的恩典，而是心靈主動修養的成果。
史密斯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往往被無止境的慾望推動，將名聲、財富與地位視為幸福的標誌，卻忽略真正決定人生品質的，是內在是否具備平衡、同理與自制。對他而言，人心的安寧必須奠基於一整套道德情感的運作──同情、仁愛、公正與節制──這些情感既是人際關係得以和諧的條件，也是社會秩序得以維繫的核心力量。
到了《國富論》，史密斯將這套幸福觀推展到制度設計與整體社會的維度。他強調，一個國家的成就不應僅以財富總量或產值數據評量，而應以人民實際生活狀態與整體幸福感作為最高指標。若社會中多數人長期陷於貧困、不安與對未來的焦慮，即使宏觀經濟數字再亮麗，也難言真正的繁榮。基於此，史密斯反對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精英手中，主張公共政策應致力於促進資源較為普遍的分享與機會公平。市場機制當然可以激發效率、鼓勵創新，但倘若完全漠視弱勢群體、放任結構性不公擴大，社會終究會失去道德支撐，繁榮也將變得脆弱而難以延續。
經濟本為人福祉服務
史密斯進一步指出：經濟體制本身並非目的，而是為人的福祉服務的手段。政府的正當職責，在於為公民創造一個免於恐懼與匱乏的生活基礎，提供相對平等的向上機會，使每個人都有實際能力追求屬於自己的美好人生。由此可見，史密斯從未將自由市場與道德義務對立起來理解；恰恰相反，他相信，只有建立在正義、公平與同情心之上的自由秩序，才能同時實現社會的安定與經濟的長久繁榮。
缺乏道德約束的自由，只會淪為弱肉強食的競逐；而有倫理底蘊的市場，方能成為承載公共幸福的制度框架。
史密斯所構築的幸福哲學，迄今依然具有鮮明的啟發力量。近年來，以美國耶魯大學「幸福科學」課程為代表的心理學與行為科學研究，已透過大量實證資料印證了這一洞見：幸福感的源泉並非外在物質的堆砌，而是發自內心的感恩、真摯的社交紐帶、利他的情懷以及身心的和諧狀態。當社會能夠有效緩解貧困、促進公平正義、賦予公民尊嚴與安全感時，整體幸福指數便自然提升。這種「共同幸福」的願景，正是《國富論》潛藏的最高精神歸宿。
關注市民福祉 才能長治久安
放眼當下，史密斯的智慧對任何現代城市皆具現實指引，對高度競爭、節奏急促、壓力密集的香港尤然。若香港要在變局中實現長治久安與可持續繁榮，政策與社會討論就不能只停留在GDP增長或樓市指數，而必須更加關注市民的整體福祉與生活素質──包括居住安全感、工作尊嚴、人際信任與心靈安適等。
正如岑逸飛老師致力推廣的「易活」跨宗教哲學：透過「簡易、容易、平易」的生活之道，幫助人們在現代喧囂中尋得生活的安定與心靈的平靜，從而步向真正豐盛的生命境界。這不僅是對史密斯思想的身體力行，更是為當代社會提供了一條通往幸福的實踐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