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九三閱兵儀式上，前沿AI賦能的無人地面車輛、激光武器和導彈在北京街頭震撼亮相，展現出中國鮮明的技術與軍事自信。天安門城樓上，並肩而立的習近平、普京與金正恩被廣泛視為「全球秩序」的最主要挑戰者──曾經由西方主導的全球格局已不復昔日。許多人認為這一場面印證了全球地緣政治敘事的變化：東升西降。實際上，閱兵前三天，儘管在天津舉辦的上合組織峰會中印度總理莫迪和多個中等強國領導人的出席在海外媒體鮮被提及，卻同樣突顯了全球格局的深層變化。
然而，現實遠比崛起與衰落的線性敘事複雜得多。21世紀的地緣政治不是冷戰式的意識形態對抗，也不是主導權力的簡單轉移，而是一場複雜的再平衡。隨着美國國內極化和與其外部聯盟關係的交易化逐漸模糊了意識形態邊界，「民主對抗威權」的二元對立在當今特朗普執政下已不再成立。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混亂而不均衡的再平衡。值得澄清的是東方的崛起並不等同於中國的崛起，西方的衰落也不是前者的後果。要理解這種複雜性，有必要釐清關於「東升西降」這一概念的五個核心維度，包括其真實含義與常見誤解。
美國兩黨「共識」的半真半假
在華盛頓，衰落論已成為罕見的兩黨共同語言。對於共和黨尤其是其右翼來說，「美國浩劫」是特朗普總統號召「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原因。這種觀念認為如不採取行動，美國很快將要被不公平的貿易協議掏空，被盟友佔便宜、以及被無休止的戰爭拖垮。
基於這種世界觀，衰落的根源主要是國內問題，譬如漏洞百出的邊境，去工業化與外包，自以為是的「全球主義」左翼精英，以及被「覺醒」正統思想操控的文化機構──而非全球變化的副產品。2025年5月，副總統J.D.萬斯直言，「美國的絕對主導時代已經結束」，將美國描繪為被左翼精英誤導、工業基礎衰退、難以為繼全球承諾的國家，亟待修正。
左翼的民主黨人則警告稱，如果美國從全球自由秩序中撤退，權力真空將被強勢的威權國家填補。他們認為，特朗普在國內挑戰民主規範、在外尋求顛覆長期志同道合盟友關係的行為，正在削弱美國的民主韌性與軟實力。隨着特朗普連任總統，兩黨愈來愈傾向於將西方衰落視為既定事實。
這種敘事雖以美國為中心，但歐洲在諸多方面也與之呼應。在烏克蘭戰爭方面，耗盡的庫存、碎片化的採購和遲緩的工業響應使得歐洲未能達到理想的軍事效果。華盛頓繼續支持基輔的意願減弱，而俄羅斯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整個歐洲大陸上，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政黨將移民壓力、生活成本衝擊和對制度的不信任，轉化為進入高層執政崗位的政治資本。在經濟方面，歐洲的發展落後於美國，生產力增長疲軟，能源衝擊後制造業競爭力岌岌可危；私人投資長期低迷，也拖累了潛在產出。
衰落論並非毫無根據，但它往往忽略了地緣政治趨勢的複雜性和歷史轉型的不確定性，該敘事往往將相對衰退誤解為系統性崩潰，低估了美國在軍事、技術和金融方面，至少到目前為止的持久優勢。衰落論雖能激發行動，但也會扭曲認知，用衰落論掩蓋更準確的再平衡圖景。若走向極端，它會誇大「東方」的能力與意識形態凝聚力。像曾經的歷史終結論一樣，這種二元思想可能導致西方社會對外過度反應，對內陷入極端恐懼。
理解東升西降 需澄清的五關鍵問題
一、這不是冷戰式的二元對抗
與20世紀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冷戰對抗不同，今天的競爭發生在高度依存與多極體系中。議題聯盟、中等強國的戰略搖擺，以及經濟全球化時代的選擇性技術管控，都說明了全面隔離的非現實性。
並且，「東方」是一個異質性的國家集合，而非一家獨大。東方國家的政體、優先事項和夥伴關係各不相同，國家之間往往沒有共同意識形態基礎，僅在利益重合處戰術合作，在其他方面則分歧明顯。邊界爭端與海洋主權競爭等內部矛盾也仍在持續。
此外，彼時的蘇聯在專注硬實力較量的同時刻意與西方市場保持距離；而21世紀的中國則在外交、經濟、技術、政治和軍事等各領域展開全面競爭，同時深度參與全球商業與制度體系。2023年，中國佔全球出口近15%，是12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而當年蘇聯在西方經濟中的參與極為有限。即使經歷了近十年的脫鈎與去風險，以及特朗普總統任內的關稅戰的緊張升級，世界依然緊密交織。
二、不能從相關性推斷因果
將西方的極化、貧富差距和制度壓力歸因於東方國家的崛起，忽略了這些問題發生的內因，例如特朗普總統與哈佛大學的衝突，以及對國際學生簽證的過度限制，實際上是在削弱西方自身的競爭優勢。相比之下，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正在大力投資新型研究型大學，積極吸引全球人才，反而從西方的限制中獲益。
同樣，雖然「中國衝擊」（China Shock，即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確實與美國製造業流失相關，但將美國中產階級的衰退歸咎於中國是不準確的。自動化、經濟結構變化、工會作用下降、醫療成本上升和政策選擇等美國內部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關於「第二次中國衝擊」（China Shock 2.0）的擔憂──即中國在電動車、電池和綠色科技領域的新一輪出口浪潮──不僅反映了中國的產業實力，也暴露出許多西方國家在這些領域缺乏戰略投入的短板。東方帶來的競爭壓力影響了環境與認知，但並非是造成西方困境的直接原因。
三、東方不只是中國
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常用「C.I.A國家」一詞來描述當今的「東方」。這裏的「C.I.A」不是指美國中央情報局，而是中國（China）、印度（India）和東盟（ASEAN）。這種地緣政治與經濟變化在全球財富分布趨勢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過去20多年，全球中產階級的分布發生了深刻轉變。以新興經濟體為主要推動力，幾年前其人數增長了78%，達到8.5億人。如今中國佔據全球中產的三分之一，亞洲其他地區（不含日本）佔據四分之一──20年前這兩個地區中產階層人數的總和只佔了全球的三分之一。雖然新興經濟體為主的一些其他地區的中產人數也有所增長，但亞洲的主導地位顯著壓縮了其他地區，尤其是歐美的相對份額，突顯全球財富的結構性再平衡。
當中國在全球貿易和科技領域成為主要力量的同時，印度與東盟的快速工業化和全球供應鏈整合也在重塑世界經濟。東盟的貿易總額從2003年的8718億美元增長到2023年的3.56萬億美元，其中前十年幾乎翻了三倍，後十年又增長了40%以上。2022年，包括東盟國家、澳大利亞、中國、日本、韓國和新西蘭在內的15個亞太國家簽署了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為區域內貿易合作打開新局面。
印度也正迎來前所未有的人口紅利。到2030年，其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將佔全國人口的68.9%。未來十年，印度將貢獻全球新增勞動力的近四分之一（24.3%），而發達國家則面臨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萎縮。目前印度的中位年齡為28.8歲，比中國（40.1歲）、歐盟（44.7歲）和美國（39.1歲）年輕近乎一個代際，這為其提供了雙重戰略優勢：既是全球產業具有成本優勢的勞動力庫，也是國內經濟擴張的主力消費群體。
與此同時，全球南方的崛起也更模糊了「東方」與「西方」的界限。中國近年來將自己定位為全球南方的一員。2023年7月，外交部長王毅在演講中使用「全球南方」一詞，強調「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員」。幾個月後，該詞開始頻繁出現在官方媒體中。2025年3月，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成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旨在與新興經濟體開展政策研究與合作。
印度也在積極塑造其全球南方重要一員的形象。2023年1月，印度主辦首屆「全球南方之聲峰會」，吸引了包括拉美、非洲和亞洲在內的125個國家，討論氣候公平、債務減免等共同議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並未出席，反映出「東方」內部的競爭態勢。這些動態表明，全球南方並非一個統一的反西方陣營，而是一個競爭激烈的空間，中國與印度等新興大國在其中既有合作又有競爭，複雜化了「東升西降」的敘事。
四、衰落是相對概念
所謂「衰落」，更多是指在全球權力結構中所佔份額減少，而不一定為美國能力的絕對下降。時至今日，美國仍是全球軍事、科技和金融領域的主導力量。其國防開支超過中國與俄羅斯的總和，並擁有頂級的聯盟網絡、海外基地和全球戰略投送能力。
2024年，RAND公司的研究分析了1989年至2017年間美國的全球參與情況，發現雖然美國盟友在全球貿易網絡中只佔據一半，但在六大地區均保持軍事優勢。美國的聯盟網絡構成了全球安全的連接框架，涵蓋多邊集群與大量雙邊協議，其中美國是許多國家的唯一防務夥伴。2017年，美國擁有65個軍事盟友，佔全球聯盟系統中心度的55%，每個夥伴平均擁有26個連接。儘管特朗普總統自2025年1月復任以來，經濟聯盟遭遇顯著干擾，但這些變化尚未實質性波及軍事與外交領域。
在經濟方面，美元仍是主要的儲備與計價貨幣，得益於深厚的國債與股市流動性，以及在外匯交易中的主導地位。儘管政策不確定性上升、財政可持續性受質疑、貿易壁壘增加，美元的信用有所下降。但過去五年美元的全球使用率保持穩定，遠超美國在全球GDP與貿易中的份額。美元仍主導金融創新，是穩定幣的主要錨定貨幣，且在2024年佔全球外匯儲備的58%（儘管低於2001年峰值的72%）。在銀行業務中，約55%的跨境貸款與60%的存款以美元計價。
在科技方面，美國在先進半導體、雲計算、人工智能、生物技術與風險投資領域保持領先，美國的企業和高校依然在主導全球標準。哈佛肯尼迪學院貝爾福中心2025年7月發布的報告顯示，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仍居首位，包括AI、生物技術、半導體、太空與量子技術。儘管中國進展迅速，但仍依賴外國半導體設備，私營研究生態系統較弱，資本市場深度不足。
關於美國軟實力快速衰退，以及「去風險」趨勢對美國主導的供應鏈與金融體系形成挑戰的說法尚未形成廣泛影響。美國在全球媒體、教育、標準制定與資本流動方面仍具強大吸引力與議程設定能力。全球秩序雖日益多極化，但其權力分布依然高度不對稱。
五、時間維度是流動的
歷史經驗表明，國家發展軌跡往往並非線性，且常伴隨逆轉。例如，日本在1980年代末期曾被視為不可阻擋的增長典範，隨後卻陷入長期經濟停滯與人口老齡化。印度在1991年自由化後迅速崛起，歐元區在主權債務危機後也實現復甦，說明國家命運可因政策與外部環境而劇烈轉變。
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奇蹟有目共睹。中國的市場規模和現代化的發展規劃在不確定的世界中提供了穩定的因素。但同時，中國經濟面臨自身挑戰，包括債務上升、房地產市場低迷與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疫情期間，公眾對中國長期前景的信心也受到影響，增速放緩與不確定性加重了家庭與企業的壓力。
此外，外部衝擊可能壓縮或延長國家周期。疫情重塑了供應鏈與勞動力市場；戰爭、制裁、自然災害與能源中斷促使風險的重新定價和資本流向的重塑；技術突破或安全事故改變了行業與地區的比較優勢。AI與核能力的融合加劇了複雜性與風險。人口變化、環境危機與其他全球性挑戰進一步增加了各國前景的不確定性。若僅依賴近期趨勢進行線性預測，容易忽視國家與全球體系的脆弱性與不可預測性。
為什麼這些澄清至關重要
上述五點澄清並非語義遊戲，而是避免戰略誤判的指南。它們打破了那些看似清晰卻具有誤導性的二元對立：東方 vs 西方、中國 vs 美國、民主 vs 威權、崛起 vs 衰落。
將當前時代視為再平衡時期，有助於保持戰略的理性。它鼓勵有限競爭而非全面對抗，鼓勵有針對性的風險管理而非全面脫鈎，鼓勵關係維護而非戲劇性的斷交。它也為在利益重合處開展務實合作保留空間，同時不否認持久競爭的存在。
二元思維掩蓋了現實中的辯證過程：對立體系相互演化、借鑑與制約，形成格式塔式的混合體和局部融合，而非贏家通吃的終局。政治與政策研究真正的任務不是預測權力從「西方」向「東方」的整齊轉移，而是在充滿挑戰與不確定性的時代中把握住一個新的動態的全球秩序，尋找再平衡的路徑。
原文刊於《趨勢》雜誌，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編譯，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