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特朗普今年重返白宮、中美關稅戰開展，稀土金屬和高質磁鐵供應，就好像平地一聲雷，瞬間成為中美角力焦點。在談判中，中國一直將限制稀土和高質磁鐵供應作為籌碼，美國則以半導體為談判交換條件，原因是至少於目前階段，中國擁有對於美國汽車、半導體、電子、軍備、精密機器、航機等製造業所需相關原料的壟斷地位。
但同時不能忽略的現象是，擁有不少與美國類似產業的日本，卻沒有對此問題表示擔憂，日本官民都顯得「淡然」和「淡定」，原因又是什麼？筆者抱此疑問和憑藉以往閱讀所得，看來主要是由於日本早已經做好超前部署，大幅度緩解了當前稀土供應短缺的衝擊。回顧事件的發展，有助認識中日之間一些或明或暗的稀土博弈。
2008年官方文件已展示稀土重要性
資料顯示，日本早於2008年已認識到稀土對日本產業的重要。負責日本產業發展的經濟產業省，於其年度《通商白書2008》中便以包括圖表方式，詳列日本多個重點科技產業對稀有金屬的依賴。這包括醫療用的磁力共振掃描（MRI）設備，及高端電視機、數碼相機、電腦、流動電話、電動汽車、先進機械人等，因為這些產品裏內藏的高級零部件如特殊鋼、超硬工具、液晶，電子部件如半導體、連接器導線架、小型引擎、耐用電池等，都需加入不同稀土材料。當中圖表還列出該等高級零部件所需的各種稀有金屬和素材。一張示圖，看似簡單，卻清晰和濃縮地展示了稀土對日本的重要。
（Shutterstock）
該文件裏的圖表標題為「稀有金屬是日本製造高附加價值、高性能產品不可或缺的材料」。文中說明部分解釋：雖然國際上對稀有金屬尚無統一定義，但通常認為它們是指地球上稀有，或因技術或經濟原因而難以開採的礦物。日本礦業委員會將稀有金屬定義為31種礦物，屬日本「目前有工業需求」、「可能持續存在需求」，以及「預計未來技術創新將帶來新工業需求」的礦物。
該年度的通商白書，還詳細分析了稀有金屬的全球供應情況，指出「中國生產了97%的稀土元素，而稀土元素是製造混合動力（hybrid）汽車引擎所需的高性能磁鐵所必須的。還有中國生產了85%的鎢，而鎢是製造硬質合金工具所必須的。至於南非，該國生產了71%的鉑族金屬，而鉑族金屬是製造燃料電池和汽車廢氣催化劑所必須的」。
多管齊下應對稀土供應短缺
於應對策略方面，通商白書提出尋求供應來源多元化、開採日本周邊海底的稀土資源、研發稀有金屬代替品、節省用量，及投資開發提煉和舊廢品循還回收再用技術等。為此，經濟產業省決定在2007至2010年間，透過向半官方的日本石油天然氣及金屬公司（JOGMEC）提供補貼，支持私人企業和大學開發稀有金屬回收技術。還有，該白書寫道：「為進一步推進回收利用，建立能夠確保更穩定回收材料供應的系統至關重要。」
以上的引述，只是該2008年通商白書的部分內容，不贅。
（Wikimedia Commons）
2010年中日稀土糾紛
在該通商白書發表後的2010年9月，日本扣押了在釣魚島周邊海域工作的中國漁船。事件發生後，日本方面更指稱中國用稀土作為報復手段，「暫停了對日出口稀土」。對此，中國時任總理溫家寶於該年10月，在出席中歐工商峰會時，就稀土出口引起的爭議反批日本。溫總理說：「中國稀土產量佔世界比重很大，遠大於儲量佔世界的比重，我們沒有封鎖，也不會封鎖。要保持稀土可持續發展，不僅滿足本國需要還要照顧世界需要，不僅立足當前，更要着眼長遠。對稀土加以管理和控制是必要的，但決不會封鎖。」
但溫家寶總理的發言中，也道出中國當時對稀土的開採、生產和出口管理狀況。他表示：「在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對稀土缺乏管理，也缺乏提煉稀土的技術。在中國管理最混亂的時候，一些國家廉價購買了中國很多稀土，現在還有不少儲備，他們心知肚明。」溫家寶總理所指的「混亂」，相信是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以至各層級的出口管理部門，而部分稀土相信亦是以各種名義被報關出口。
時移世易，經過多年努力，日本這方面的努力是否取得成效？日本貿易統計顯示，從2008至2020年間，日本進口稀土的總體數量不升反降；而從中國進口的比例，也由原先的90%降至60%，取而代之的進口來源地包括越南、印度、法國等。當然，過去數年，日本在稀土來源多元化和「去風險化」持續努力。就以去年11月為例，日本首相石破茂訪問秘魯，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領導人峰會期間，與秘魯總統簽署合作協議，以確保重要礦產的穩定供應，並助秘魯引入日本的開採技術。
日超前部署為港參考？
以上敘述，探討了令日本「淡然」面對稀土供應短缺的原因，希望能夠就當前涉及中國、日本、美國「稀土博弈」的前世今生做一點補充的同時，亦希望能藉此提出若干不失時代意義的問題作為考量。首先，美國和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屬同盟關係，因此日本對稀土重要性的研判，美國早應知悉。再者，除了情報資訊，日本也可與美國分享的還有對稀土之提煉和回收技術，以及在緊張時期對儲備的使用。今天美國方面一切恍似如夢初醒，是由於其一貫的傲慢還是另有別情？國際政治波譎雲詭，對任何可能性，都不能掉以輕心。
第二，日本在引領產業轉型方面的高瞻遠矚、細緻及超前部署，對於要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香港，是否存在參考價值？特區成立28年來，歷屆特首和政府都投入不菲資源去推動創科發展，成效如何？可以改善的地方又是什麼？根據報道，今屆政府為推動創科產業發展，在既有的應用科技研究院、生產力局之外，新設3個研發院，分別聚焦微電子、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不一而足。但更基礎的問題是，這些研發將如何推動香港的產業發展，不致陷入「為科研而科研」？
第三，面對今天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及經濟轉型日趨緊迫，特區的體制和就未來的規劃能力，有否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危機意識」，方能引領香港從容面對各種挑戰？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